凯旋的解放军战士 “1979年对越作战，比我们过去打过的任何一次战争都更接近于现代战争。我们用五六十年代的装备和战法，打了一场现代化战争，越军使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中国军队内部曾如此反思这场战争。
从暴露的问题上看，中国军队在战略上准备不足，仓促上阵。时任总后勤部长的张震，在其“回忆录”中谈到：“1978年11月，中央军委确认有必要打对越反击战，从12月8日下达作战命令至1979年2月17日开战，仅两个多月备战时间。”
在战法上，传统的军事理论依然在中国军队内占据核心地位，作战部队战术思想单一教条。在进攻途中，不论什么范围的敌情都会逐级上报，然后等待上级指示，再展开军事行动。这常常导致战机被贻误，甚至还出现作战命令被传达走样的情况。
中国军队东西两线的最高指挥官，均为开国上将，这样的将军在参战部队中还有十多位。这些将领虽然在历史上功勋卓著，但是，他们大多缺乏热带丛林作战经验，对相关组织、指挥、战术的运用也缺乏经验。
于是，在实施攻击时，中国军队基本还延续着国共内战时的基本战术，仍然用“炮火准备，炮火延伸，步兵冲击”三段式战法，依赖队形密集的步兵，以“人海战术”冲击越军阵地，往往造成自身重大伤亡。
中国军队缺乏联合兵种部队，步坦协同作战更无从谈起。落后的机械化运输方式，使得士兵为防颠簸，不得不用背包带将自己牢牢捆在坦克上。这些被绑在坦克上的士兵，无法在受到袭击时立刻投人战斗，成为越军射杀的活动靶。
在军队素质上，越军历经抗法、抗美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作战经验丰富，单兵战斗力强，且拥有缴获的美军装备、苏联援助的大量军火。而中国军队久无战事，加上“文革”时期热衷于政治运动，军事理论、战术训练、装备、后勤保障水平仍停留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单兵作战及综合战力存在差异。
越军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中国军队战术上的弱点，使已经二十多年没打过仗的中国军队付出巨大代价：1979年2月17日到3月5日的十多天时间里，中方战斗减员据称就已经超过两万人。在装甲车与坦克方面，中国参战的坦克主要是59式和69式，防护力不足，机动能力欠佳，一-支苏式40火箭筒，就可以击穿中国坦克的两层装甲，而63式装甲运兵车也存在装甲薄、火力弱的缺陷。装甲车辆一旦被击中，整车士兵都难以幸免。
军队亟待现代化
汲取经验教训之后，中国将军队现代化置于优先地位，军队开始回归一切需以实战标准检验的本质。
1981年9月，时任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审定检阅华北演习部队的讲话稿时，专门在原稿“现代化”字样后面，加上“正规化”三个字。中国军队的建设目标，自此被确立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
邓小平的军队建设理论除了坚持毛泽东的“人民战争”外，更强调装备的重要性，超音速歼击机、强击机、新型舰艇等常规武器，在这一时期迅速列装部队。在作战中暴露出的火力配置、编成、协同弱点，也有一系列的战术改进。
随后，一百多所军队院校被恢复，大批军校生被充实到基层连队。军队停止从士兵中选拔军官，代之以从地方高中生、军校生中选拔。军官每升高一级职位，都必须经过相应的军校培训。
1988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颁布，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颁布，中国军队完整的军衔体系由此形成。
1985年5月，中央军委作出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1987年，军委提出，部队训练要以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为中心，开始以合同战术训练为重点，力图提高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和野战生存能力。
走上精兵之路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裁军。中国军队开始向“精兵、合成、高效”的方向发展，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1985年6月，中国裁军100万人，11个大军区合并为7个，减少军级以上单位30多个，军队总员额从高峰时的611万，减到1985年的300万。
与裁军相同步，自1982年至1985年，铁道兵、骑兵、基建工程兵、防空军、探照兵、司号兵等兵种陆续消失，新的兵种相继出现：1980年初，组建海军陆战队;1985年，模拟蓝军部队、山地战部队、气象兵、特种侦察兵诞生;1986年，陆军航空兵成立。
1984年4月，组建陆军合成集团军。1985午后，以步兵为主体的陆军，全部被改变为由多兵种合成的集团军。
随着集团军的组建，集团军内的各军兵种火力、突击力和机动作战能力都大大超过了原陆军，专业兵种的数量超过步兵，炮兵数量位居第一，装甲兵成为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
这种变革分别在1981年、1984年、1987年收复“两山”、老山轮战、山地攻防作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1984年老山战役时，轮战部队侦察大队侦察、拔点作战开始出现，步炮协同的战术，对越军造成极大杀伤力。中国军队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