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谭震林气愤地打断毛泽东的话，不但声明自己没有错，而且当着毛泽东的面，再度重申自己“三不该”：“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也不该活到65岁！”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1967年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碰头会。与会人员壁垒分明：左边是当时响当当的左派领袖人物：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江青缺席，王力列席。右边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还有谷牧和余秋里。会议室中间坐着召集人周恩来。
　　这次碰头会是接着2月14日的会议开的。在那天会议上，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还质问：“上海造反派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被问得哑口无言。
　　几天会议，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2月16日这次斗争进入了高潮。
　　在这次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为解救被上海造反派关押的陈丕显率先拍案而起。他指着张春桥的鼻子严厉责问：“为什么要迫害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
　　“群众不答应啊！”张春桥阴阳怪气地答道。
　　“什么群众？”谭震林被激怒了，“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他指着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照这样下去，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指紧跟毛泽东)，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说到这里，谭震林索性豁出去了，提高嗓门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完便拂袖而去。
　　当谭震林拿起风衣往外走时，陈毅喊了一声：“不要走，要在这里和他们斗嘛！”接着，陈毅便对佯装镇静的康生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叶剑英趁机配合道：“老干部是国家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证？还怎么做工作？”
　　饱尝揪斗之苦的余秋里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地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斗我就不去，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吧！”
　　李先念不失时机地批评了《红旗》杂志一篇社论引起全国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当周恩来为此间陈伯达、康生时，他们明明看过这篇社论，而且陈伯达还是签发人，但当面却撒谎，矢口否认看过。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他接着说，斗干部株连家属是“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这就是“文革”初期被定为“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抗争”中的名震全国的“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
　　由于江青等人恶人先告状，“大闹怀仁堂”的事激怒了毛泽东。两天后，即2月18日，毛泽东亲自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为江青一伙撑腰打气。毛泽东在会上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下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大不了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谭震林气愤地打断毛泽东的话，不但声明自己没有错，而且当着毛泽东的面，再度重申自己“三不该”：“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也不该活到65岁！”
　　毛泽东愤然离开了会场。
　　在那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谭震林不但面斥张春桥，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直面抗争，而且还当面顶撞毛泽东，说出那一番有天没日、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国人震惊不已的言辞极为激烈的话。这样的话要是从别的人嘴里喷出，无疑是要被怒斥为“罪大恶极”、“反动透顶”的，即使不被杀头也很可能得把牢底坐穿，然而谭震林仅被毛泽东责令“请假检讨”。尽管“文革”中，谭震林也吃了一些苦头，但比起惨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比起同为惨死的功高盖世的彭德怀、贺龙两位元帅，他要幸运得多了。历经浩劫，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在康生、“四人帮”肆虐的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实属一大奇迹！
　　笔者认为，这大概跟谭震林资深望重有关。在井冈山时期，谭震林跟毛泽东并肩战斗，为创建和巩固井冈山苏区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缘。
尽管毛泽东时为中央委员，但在受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与谭震林同为边界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篇《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足可佐证。《井冈山的斗争》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报告的重要之处，谭震林的名字就出现了四次：
　　“五月二十日，边界(指湘赣边界--笔者)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第一届特委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九月……谭震林代理书记。”
　　“十月……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毛泽东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委员。”
　　“五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
　　“前委是十一月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示，经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
　　一个人的名字，能在毛泽东早期的一篇着作中连续出现四次，唯谭震林一人，这也许就是谭震林得以幸免于难的根据之所在。试想，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无忌的“文革”中，若毛泽东不发话或暗示“要保护谭震林”，那么以“大闹怀仁堂”而名播华夏的“谭老板”，不死于非命，那就是他的天大的“造化”，哪还能当选为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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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有人说，叫他谭老板，是因为毛主席叫起来的。在一次会上，毛主席叫他：谭老板，说说你的意见。主席带头叫，别人跟着叫，老板老板的，很快叫顺了口。
　　上到毛泽东主席，下到农口的一般工作人员，都称谭震林为“谭老板”。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大闹怀仁堂”这一说法，出自“四人帮”之口，却成了老一辈革命家向邪恶势力抗争的代名词。
　　人民大会堂的批斗大会上，谭震林宁死不肯低头，有人动手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说，这件事我永生不能忘。
　　谭老板与江青的关系是人们说的比较多的，他说“我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上到毛泽东主席，下到农口的一般工作人员，都称谭震林为“谭老板”。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中国革命史中人物，有别名、绰号者甚众。细细考证，别名绰号的来源大致有两个方面--
　　以形象特征得名者居多。周恩来早年蓄有漂亮的络腮胡子，人们便称之为美髯公。朱德的胡子也颇茂盛，因而红四军将士也称他为“朱胡子”、“胡子军长”。他当时的妻子任若兰，英姿勃勃，脸上有浅白麻子，人们干脆叫她“麻部长”(她曾做过妇女部长)。罗瑞卿的个子高，年轻时消瘦修长，便得了一个“罗长子”的绰号。李作鹏眼睛不好，戴了墨镜，便被人们喊为“李瞎子”……
　　有些绰号、别名与职务分不开。称叶剑英为“参座”或“叶参座”，是因为他当过八路军的参谋长。称彭德怀、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人为“老总”，是因为他们总管过一个地区、一个方面的党政军事工作。
　　谭震林却得了一个与形象和职务都无关的雅号--“谭老板”。他身材不高，大约不足1米60；面色不白，甚至还可以说有点黑，肚皮不大，还不如跟他多年的警卫员老沈肚皮大。这些，都与“老板”的形象相去甚远。要讲职务，他当过司令员、政治委员、省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这些都与“老板”不搭界。
　　然而，“谭老板”的名声却是人们公认了的。上至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下至新四军的普通战士都如此称呼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称赞他：谭老板，你这一炮放得好哇！在另一个会上批评他：谭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谭震林分管的农林口，人们更是把“谭老板”挂在嘴边，汇报工作时，开口便是“遵照老板的意见……”“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对“老板”的称谓也有了兴趣，经过多方调查写了一篇《雅号“谭老板”的考证》刊登在《新农大》报上……
　　“老板”必有些来历。
　　《新农大》报上说，“老板”之称，来自浙江杭州，是杭州解放后所得。这想必是那时报纸凑不够版面，东拼西扯起来的，当然不足为凭。
　　那么，“老板”到底来自何时何地？
　　“老板”的战友、“老板”的亲属以及党史、军史研究专家的回答各异，甚至大相径庭。
　　有人说，叫他谭老板，是因为毛主席叫起来的。在一次会上，毛主席叫他：谭老板，说说你的意见。主席带头叫，别人跟着叫，老板老板的，很快叫顺了口。
　　有人说，因为他是店员出身，开店嘛自然是老板，所以，“谭副总理就成谭老板了”。
　　有人说，叫他谭老板，起初是开玩笑。他不激烈反对，反而笑呵呵，所以越叫越响，叫得快把原名都取代了。
　　还有人说，老板的名字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四军工作时，因执行任务的需要，化装成老板模样，对外称老板。以后就沿袭下来，习惯成自然，大家都称他谭老板。
　　经过一番认真考证，笔者认为，这后一种说法真实性最大。他的部下、战友多数以为此种说法有道理。
194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发电给中共江苏省委称：
　　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
　　这份只有几十字的电报，引出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当时，谭震林正在安徽省的泾县。他的妻子田秉秀(葛惠敏)已经是怀孕9月有余，眼看就要临盆。军令如山倒，妻子一边为他整理行装，一边抹眼泪。他只能安慰说:“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妻子理解他，他也很为自己不能在妻子身边而感到内疚--这毕竟是新婚刚一年，而且是自己第一次做父亲啊！
　　“你身体不好，自己要注意。”妻子嘱咐他。他患肺病尚未痊愈，还不时咳嗽。
　　谭震林没有时间儿女情长，他匆匆告别妻子，乘着月夜上路了。
　　此行的目的地是“东路”，即津浦路东段的“苏太常”“澄锡虞”地区（苏州、太仓、常熟、江阴、无锡一带的简称）。
　　坚持苏南抗战，是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它西有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南京，东临早已沦陷的上海市，中间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要在这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坚持抗日斗争，确实责任重大。
　　为了确保安全，谭震林和随行人员都进行了一番伪装。谭震林化名林俊，身份是上校衔的国民党“三战区参谋主任”。
　　“从今以后，谁再叫出谭司令，我就不客气噜！”谭震林这样说。
　　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化装为马夫，一个是挎盒子枪的。而随行的廖海涛化名廖涛，是林俊的“秘书”，俞炳辉化名张德标，职务是“侍从副官”。
　　他们用特殊手段，制作了通行证，堂堂正正写好，去东路“检查工作”。--这个“国民党三战区”的“检查小组”，行色匆匆，奔走在皖南到江苏的路上。
　　行程是异常艰辛的。从皖南到苏南，本来并不算远的路程，走了整整18天。到达新四军江南总指挥部水西村后，他们稍事停留，又匆匆赶路。
　　此时，谭震林的衣着打扮已经是“鸟枪换炮”了。--雪白的衬衣，毛料西裤，外披哔叽长衫，头顶黑色礼帽。走路时前呼后拥，俨然一派“大老板”的神气。这还不够，他还借用延陵镇一家绸布店老板的名字搞了良民证，证上的名字是：李明。
　　谭震林甩甩衣袖，对同行者们说:“我走几步，你们看看，像不像老板！”
　　说完，迈起四方步，把肚子挺一挺，摇摇晃晃，逗得人们大笑不止。
　　“笑什么？像，还是不像？”
　　“像是像，就是有点太摆架子。”
　　“不摆架子怎么行，我看很像。”
　　同行的吵吵闹闹，谭震林却说:“像不像三分样。我尽量摆出老板的样子，有什么破绽，你们替我弥补着点。”
　　“老板”的正式称谓，自此而始。
　　“良民证”上是李老板，实际姓氏应为谭老板，按照化名，应为林老板。姓氏上容易出错，干脆把姓省略去，一律称“老板”。
　　几天以后，老板出现在常州街头。
　　到了常州，住进了一家“萃昌豆行”。老板的“买卖”越做越大，改行经营起豆类来了。--由日本人签发的通行证上，他又变成了豆行的老板。
　　不要小看这张通行证，有了它，在苏州一带活动就畅行无阻。谭震林能够得到它，全凭“萃昌豆行”的小伙计，我们的地下交通员张建林。他买通各种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了这个证件。
　　虽说有了证件，谭震林仍然十分谨慎。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到了苏州以后，住进东来旅馆，“老板”对他的“伙计”们说:“累是累点，可今晚都去看电影。”
　　有随行者不解其意，谭又悄声告诉他们:“小心为好，看电影比在旅馆更安全。”
　　这伙“商人”连看两场电影，回到旅馆已是深夜。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又在老板带领下登船直奔常熟。
　　在常熟，大老板遇到了一对小老板。
　　董浜镇的“涵芬阁”茶馆，是我党秘密交通站。店老板是陈关林、陈二妹夫妇。他们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讲湖南话的老板。
　　对此，谭震林记忆颇深刻。直到晚年，他还说:“1940年，我到东路，一来就到董浜的陈关林茶馆店，这位关林嫂，就是茶馆店的老板娘，曾经接待过我们。”
　　至于京剧“沙家浜”，取材于这个小茶馆，那是另外的事了，我们不在此处赘述。
　　谭震林在常熟没有停留，连夜前往徐州市“民抗”司令部驻地。
　　第二天，太阳初升的时候，老板以很不协调的衣着，出现在“江南抗日义勇军东部司令部”和中共东路特委、常熟县委等同志的面前。
　　不几天，队伍里便传开了这样一句话：
　　“上级派来了个老板！”
　　按理说，事情结束了，“老板”的称呼也就该结束了。谁知这称呼不仅没结束，反而越叫越响了。
　　这其中，有人叫着好玩；有人觉得他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叫“老板”也合适；他自己也没有及时宣布该结束这称呼，所以就叫下去了。他大概也没想到“老板”的称呼会伴随他的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