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2012, 162100.com. All rights reserved. 162100.com 1984年7月，中国云南边防部队组建了“飞鹰”陆军特种侦察大队，侦察作战的主要对像是越军特种部队，即我们习惯上称为的“越军特工队”。
　　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飞鹰”陆军特种部队的原因1984年4月下旬，我云南边防部队收复了老山、八里河东山等边境战略要点，越军王牌师--316A师等部队于同年7月12日对老山我军反扑，被打死1200多名。中国红十字会由此通过新华社向全世界声明，允许越军徒手进入我老山主阵地前沿收尸，以充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
　　316A师曾于越南抗美战争中与美军第一王牌部队--“大红一师”等多次交过手，为越南统一立下赫赫战功，其自我吹嘘“打遍天下无敌手”。现遭到中国边防部队迎头痛击，使越南军方大为气馁，自此再也不吹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牛皮。越南认清了大部队作战不是中国陆军的对手，使出他的拿手绝招--特种战争，妄图以特种战争占得边境冲突的先机。
　　越军从南方等地调来大批特种部队，其中被美国人形容为“丛林变色龙”，令越战美军闻风丧胆的越南305特工师也抽调精锐参与中越边境特种战斗。
　　如果25年前关注老山战场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中国老山参战部队指战员都患了一种病--战场综合疲劳症。这种病的主因是精度长期处在高度紧张中，睡不着觉休息不好造成的。战场综合疲劳症就是拜越南特工队所赐。
越南特工小分队对边境我方一侧采取的是日夜不停的袭扰战，其袭扰的主要对象，军队为我军的炮兵、卫生后勤单位等防卫能力较差的部队，采取打了就走的战术；地方以乡镇村干部为对象，实施绑架、杀害制造恐慌，威胁我边民不敢参与到保卫边境的战斗中来。
略举一二事，我国化了巨资从联邦德国进口了两部最先进的炮兵数字雷达，其中一部部署在中越边境（另一部部署在中苏边境）。越军一支特工队误打误撞摸到雷达阵地，先是往猫儿洞里扔炸药包和手雷等，睡在猫儿洞里守卫雷达的我军战士以为越军炮火（迫击炮等小炮）袭扰，便不出躲避炮火，越军特工队往一个个猫儿洞塞完了炸药包和手雷后，顺手把这个雷达炸了。
　　这支越军特工队事后还不知道他们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战果，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前线官兵和亲属"广播节目中，只是公布了"杀伤"中国士兵的数字，炸毁雷达一笔带过，并未作太多的喧染。但我军的损失巨大，如哽在喉也只能不吭声。
　　十三军侦察大队到达老山后，笔者兼任便衣队队长，一次与2名战友到麻栗坡县猛硐乡河边寨收集特工活动情报，住在着名民兵战斗英雄鲍草元的家中。河边寨位于中越10号界碑与11号界碑之间的原始丛林之中，周围三十里内没有我任何边防部队，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中。晚上，老鲍安排我们睡在他家小竹楼的阁楼上，半夜我们感应到楼外丛林中有轻微响动，迅速从窗口下到地面，无声无息靠上了一条黑影，结果发现是老鲍在站岗。我们感动的热泪盈眶，这位泰族老人，在周围三寨五村的"旱泰"中有崇高的威望，为了子弟兵的安全和休息好，年已六十的他冒着高寒山区的夜冷（零度左右）赤脚巡逻。我们把马上把脚上的钢板鞋脱下硬是给他穿上，将他扶到屋里。
　　在火塘边上，我们一起喝着芭蕉酒，我对老鲍说："我们在，你老放心休息。"老鲍听了神色凝重，给我们说了越军特工队多次到河边寨抢掠抓人的罪行。老鲍捋起裤管，指着腿上一处枪伤告诉我们，这就是越军特工给他留下的伤痛。
越南特工队在中越边境猖狂一时，用大部队对付他们，好似导弹打蚊子，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漫长的边境线，复杂的地形地貌环境，给了越南特工队潜入我境内搞恐怖活动的最好条件。边境要安宁，边民得太平，必须坚决打下越南特工部队的嚣张气焰。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提出了"以小对小，中国要以特种部队镇服越南特种部队"的英明决策。
　　此前，中国陆军并没有特种部队编制，能与"特种"挂上边的只有陆军野战部队的侦察分队。当时，每个野战军的步兵团特务连有一个侦察排，师、军级编有侦察连。这是马上可以投入战争的陆军精锐，侦察大队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每个野战军的侦察分队集中编为一个侦察大队，没有战前适应性训练，立即拉上了老山前线。第一批上老山遂行侦察作战任务的有五个侦察大队。其中，十三军侦察大队和五十四军侦察大队部署在老山当面。
　　侦察大队能否对付越南特种部队，当时很多人心中没有底。必须看到，越南特种部队刚从抗美战争的战场下来，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越南特种部队在抗美战争中写下过这样一笔笔辉煌战史：
　　1964年10月31日，越南特工第60连25名官兵，用5门60迫击炮80发炮弹奇袭了美军边和机场，击毁作战飞机13架，炸死炸伤17名美军值班官兵。位于侵越美军心脏地区的边和机场被袭，使得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浪更加高涨。
　　1965年2月7日晚上，越军409特工营袭击了美军波莱古基地，越军特工队以死1人伤3人的代价，让美军130多名官兵命丧黄泉，营地基本被摧毁。美军吹嘘"波莱古基地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兵营"也成为千古笑话。
1965年11月27日，越军第489特工营领受了教训岘港机场侵越美军的任务。营长隐没铭文带领30人执行这次任务，当晚，特击队潜入机场悄无声息地干掉了4个岗楼的美军哨兵，停放在机场上106架美军直升机倾刻化为碎片灰，还有100多名美军化作泥土永远留在了越南的土地上。
　　1967年6月30日深夜，越军海上特种部队126特种团B团在南方越河口港炸毁了美军的LST号大型补给舰。
　　1972年8月12日晚，越军特工部队第53连袭击了有2000多名美军守护的，美军在南越最重要的战略储备仓库－－隆平总库。袭击完全按照越军特工部队计划发展，在袭击的爆炸声中，仓库燃起了冲天大火，一直烧了三天四夜，所有军备物资悉数化作灰烬，300多名美军和南越伪军葬身火海。
　　1972年，美军通过情报系统获悉了越军关押美军战俘的秘密营地，此营地位于17度线以北靠近柬埔寨的大山里。看守战俘的有越军特种部队一个排。是年9月17日，美军特种部队70多人乘直升机秘密降落在战俘营3公里外，然后徒步前进突入营地。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美越两国特种兵的遭遇战。结果，身高马大的美军特种兵折损了50多人，战俘一个也没有救走，反而害了20多名战俘死于双方交火中。自此，美军特种部队停止了营救战俘的行动。
　　越南抗美战争中，越军特工部队对美伪军共发动了3000多次袭击战斗行动，只有少数行动失败。越军特种部队灵活机动的战术，特别能吃苦的精神，凶悍无敌的战斗意志，让至今活着的侵越美军想起来就害怕。
　　抗美战争中的越军特种部队兵力超过了20万，打得训练有素的美军寝食不安。部队单兵战斗力主要由三要素组成、装备、技战术水平、勇于牺牲的战斗意志。
　　越军特种部队是一支让侵越美军魂飞魄散，让美国人留下永远伤痛，让全世界一切军队都不敢小觑的部队。
刚刚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大队，要与越军特种部队较量，能够取胜吗？
十三军侦察大队进驻猛硐不到一个小时，越军前线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条消息：“越南人民熟悉的中国那支王牌部队的精锐已经开到越中边境猛硐镇，越南军民早已众志成城，森严壁垒，定叫一切'侵略者'有来无回。”这是越军显示情报战能力的同时，也是一种战场心理战。
　　十三军侦察大队对于越军的这种心理战术再熟悉不过了。追根溯源，还是十三军教给越军的技术。学生与老师玩这一套，实在是班门弄斧。
　　1950年十三军解放云南，长期驻在中越边境。
　　1952年十三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云南马关县、砚山县、西畴县和邱北县等地，组建了专门为越南共产党武装培养基层指挥员和特种兵人才的教导队。教导队设有工兵、炮兵、侦察兵等待特种专业。第一批毕业的侦察专业越军学员，回去后成为越南正规军组建侦察分队的骨干。中国人民解放军红军师－－十三军第三十七师的侦察干部被派往越军中，帮助组建侦察分队的同，更在实战中手把手地教导越军侦察干部开展侦察行动的技战术。
　　1954年越南人民军发起奠边府战役，武元甲对攻克法军堡垒没底，奠边府战役从1954年3月3日开打，打到4月29日，法军主要防御分区--南区、中区、北区仍旧屹立不动，三个战区的10000多名法军相互呼应拱卫着保障奠边府法军后勤的两个飞机场，疲惫之极的越南人民军萌生了退意，三十七师侦察连带领红军团打头阵，楔入中区和南区之间，用炮火将法军赖以生存的两个飞机场炸毁，完成了分割包围法军。
三十师侦察干部把渗透、穿播、潜伏等一整套侦察技战术全盘传授给了越军侦察分队。在三十七师鼓舞下越南人民军从5月1日到7日，全歼奠边府法军17000余人，取得了解放越南北方的的关键胜利。三十七师回撤时，战利品全部交给越军。还把自己的全部装备──武器、被包，包括士兵身上的军用水壶全部送给人民军。许多越南人民军索要三十七师干部战士的军装，也都慷慨赠与，三十七师的许多干部战士有的甚至只穿一条短裤回到了中国境内。
　　在奠边府战役中，越南人民军侦察分队更是学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我无敌、一往无前的战斗精神。奠边府战役也使越南人民军看到了侦察分队对取得战斗胜利的重要性，按照解放军的模式，在所有战斗部队团以上编制中组建了侦察分队，并一概称为特工队（意为专门完成特别任务的部队）。
　　1958年，越南人民军根据战争需要，又组建了独立特工队，直接受军区一级指挥。但都是小部队，最高级别级为团级，人数一般在200到300人之间。
　　1964年，越南人民军将零散的特工小分队集中起来，正式组建第一支师级规模的特种部队--305特工师。
　　在中越边境战争中，越军特种部队多以大队为编制，中队、小队独立开展特种战斗。]]> 　　一、一到山地战，敌人的战斗力与特长均要大大降低，甚至于没有。步兵穿着皮鞋爬山，简直不行，虽然他们已爬到半山，我们还在山脚，但结果我们还要先抢上去，给他们一顿猛烈的手榴弹，他们只好像滚萝卜一样地滚下去了，至炮兵则难于运动与找阵地。坦克呢，有些地方真使它有“英雄无用武之地”之感。飞机的作用也不大。
　　二、敌人轻视中国军队，成了习惯，便由骄矜而疏忽，不注意侦察警戒，不爱做工事了。打起仗来，先让飞机和大炮显神通。等到猛攻时，他们的步兵连阵地也不爱占领，只隐蔽在沟里休息。这样的敌人，当然便利我们袭击。所以我们这次，一切布置得妥妥当当了，向他们开枪了，冲锋了，他们才知道。
　　三、敌人不仅是弹药要靠后方输送，连粮食都要靠日本送来。他们的后方线已扯长有千多里。在这样情形下，把他们后方线一切断，他们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可以弄得他们进退维谷。所以发展游击战在敌后方线上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此次平型关战斗，我们正是派了一部人在敌后路上阻滞其增援部队及粮食供给，最近又占了浑源、广灵等县。
　　四、利用敌人攻击友军阵地时，袭击敌人侧后方，这是最好的战法，比在其行动中和刚到阵地而未站住脚时去袭击还要好些。这次就是利用敌以全副兵力注意对付友军时，突然在他们后方大打起来。
　　五、为了避免他们的炮兵和飞机，战斗开始后，要迅速接近敌人，投入肉搏，连续冲锋，使敌人的炮不好放，要放就连他自己的队伍也遭了殃。
六、友军在战斗中的配合，实在太差了。他们自定的出击计划，他们自己却未能遵守。你打，他旁观，他们时常说要决战，但却决而不战；或向敌人打，而又不坚决打。他们的部队本来既不充实，在一个出击中，却以区区的八团兵力分成三大路，还留了总预备队，而每路又相隔十多里或二十多里。这样不仅缺乏出击力，而且连被我们打败了而退下的敌人他们碰着了，竟不但不能消灭之，反而被这些突围的敌人冲坍了，他们的指挥太不灵活，特别不能真正了解与运用在战役上于决战的地点与时机集中绝对优于敌人的步兵，炮兵，飞机以猛攻敌人。
　　七、敌人实在有许多弱点可为我乘，但敌人确是有战斗力的。也可以说，我们过去从北伐到苏维埃战斗中还不曾碰过这样强的敌人。我说的强，是说他们的步兵也有战斗力，能各自为战，虽打败负伤了，亦有不肯缴枪的。战后只见战场上敌人尸体遍野，却很少捉着活的。敌人射击的准确，运动的隐蔽，部队的掌握，都颇见长。对此种敌人作战，如稍存轻敌观念，作浮躁行动，必易受损失。
　　八、日兵之（至）死不肯缴械，一来因为日本之“武士道”教育，法西斯教育，同时也因他们对中国军民太残暴，恐怕中国人报复，但最主要的，是过去华北军队对日军俘虏政策之不正确。故我们今后须加紧对日本士兵的日文日语的政治宣传与优待俘虏。
　　九、夜袭是战胜日寇的重要作战手段。敌怕夜袭，他们的技术威力一到夜间有的竟至全无作用。我们要努力，非常努力地去学习夜战，以此为特长以战胜日寇。
　　十、我军（八路军）在目前兵力与技术条件下，基本上应以在敌后袭击其后路为主。断敌后路是我们阻敌前进争取持久的最好方法。如经常集中大的兵力与敌作运动战，是不适宜的。
　　十一、中央军队如果还是守着单纯防御战略，是很不适当的。他们对主要点应坚工固守，而不应到处守，应行决战防御与运动战，应集中优秀兵力，飞机，大炮于决战点。至于他们军官的调动，政治工作的建立和对群众关系的改善，都是他们很重要的问题。
十二、我们的军事技术特别是战斗员与班排连长的技术，与战术的教育，实在还需大大的努力。过去大半年，部队虽然得到了休息整顿的机会，在风纪，礼节与正规化上进步很多，但对战术训练还很差。今后应努力此方教育。
　　经过这次的战斗，部队中的一般情形更形活跃了，战斗的情绪及生活高涨到万分。战地群众对我军与友军完全是两个态度。八路军所到之处，受群众热烈的欢迎与夸扬，不是无因的。
　　这一切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虚心地学习，运用在今后的抗战中，这些都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 当时美国海军在未向我方事先通报的情况下，派遣航母沿中国领海边界巡航，遭遇到一艘刚刚完成远海作训正在水面返航中的中国海军汉级核攻击潜艇。美军不但没有避让，反而起飞"北欧海盗"反潜机投掷反潜声纳浮漂对中国潜艇方位进行三角计算。这对一艘潜艇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意味着下一步就是反潜攻击。中国潜艇一边进行下潜规避，一边用长波电台和青岛基地联系，请求支援。美军小鹰号不但没有中止这一危险行动，反而全队跟进，驶入中国领海，死缠住汉级潜艇不放。
　　北海舰队青岛基地接到电报后，命令海航紧急出动两架歼8贰带弹出航并派两架su-27战机护航支援我方潜艇。在黄海上空，我方飞行员先用英语警告美方，你们已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退出。小鹰号不但装聋作哑，反而起飞了两架f14雄猫进行警戒飞行。这时局面陷入僵持，中国的两架歼8二只好保持在内圈，另外两架su27则在外圈与f14作平行飞行监视对方。
美国佬的霸道行为最终激怒了中国飞行员，中国的一架su27突然拉高，然后猛的向右翼的f14斜切下去。(疯狂的伊凡)美国飞行员吓得赶紧向右加力猛拉，逃离接触空域。同时中国的j8二战机打开火控雷达锁定美军航母编队。双方剑拔弩张，海上冲突一触即发。美军的f14降落后，小鹰号全队驶离中国领海。在向横须贺司令部通报情况后，为避免和中国海军再次危险接触，奉命返回母港。
　　这一事件，引起了双方高层的重视。美国海军对该事件的描述是"二战后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区域最具爆炸性的海上接触"。当年的11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现在的副总统切尼访问北京，和中国商量建立"中美海军海上航行双边通报制度"。以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中国在该事件后，开始加紧对潜艇的改进和对航母攻歼战术的研究，海航的重要地位进一步提升。
毛泽东当年竟是这样对付美国的七艘航母!
1950年代中期，爆发了第二次台海危机。这次危机以美国同意与中国举行大使级会谈而告终，随后进行的这些会谈的积极成果之一，就是中国首席军事科学家钱学森的归来。
　　1958年，由于美国中断谈判，而且试图迫使蒋介石放弃大陆沿岸的金门、马祖诸岛，第二次台海危机的成果面临挑战。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再次在台海点燃战火，通过战争手段来达到中国方面的政治目标。
　　1958年8月23日中午12时，解放军趁着国军兄弟们正在掩体外快乐地大吃美国罐头和可口可乐之际，以快炮不及钻洞之势，从长达30公里的战线上，万炮齐轰金门群岛，两小时落弹5.75万发，当即把金门岛炸成着名的铜铁矿，而且当场击毙三名金门防卫副司令和两名美国顾问。台方随后还击，双方展开火炮对射，此役在历史课本上被称为“八二三炮战”。继此次炮战之后，双方还进行了多次海空战斗；大陆方面并且策划了一次小规模的登陆作战（目标只是金门群岛中的大担岛），但因台风来临而没有实施。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第三次台海危机。
新的台海危机爆发，美国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不仅威胁要用核武器攻击中国（把你们炸回旧石器时代去），而且派出包括七艘航空母舰在内的100多艘军舰赶赴台海，摆开“保卫金马”的姿势。台海空气一时骤紧，全世界都恐慌地注视着这片海域。他们担心的倒不是中国的几万艘帆船蜂拥而上，以人海战术占领美国航母，然后用帆船把它们拖到大陆去改造成渔船。不，这种情况固然很可怕，但再可怕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更要命的是，这场危机可能开启一场新的世界大战。
　　当时中苏盟约还没有失效，而且双方的支持条款都是无条件的，――这就是说，苏联不能因为中国是挑衅方，就拒绝向中国提供武力支持。于是，正在因金门问题而与毛泽东闹矛盾的赫鲁晓夫同志不得不向世界表态说：如果美国敢把中国炸回旧石器时代，我们就只好把美国炸回新石器时代。
　　美国政府的情报系统也真是够差劲的，这时居然还不知道中苏之间已经出现了裂缝，也就当然没有意识到赫鲁晓夫那杀气腾腾的声明其实只是LIPSERVICE（空头支票）。既然信息不完全，再理性的判断也势必得出错误的结论。因此，如果美国政府还能够保持理性的话，其反应必然是极度的紧张。当时美国总统是哀声嚎（也有译艾森豪威尔的），那阵子可是烦死了，他大概在想：“天哪，我他母亲的实在太冲动了，竟然去吓唬毛泽东；地球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好战分子，甚至说过早打、大打、核打之类的话，公然声称核打之后绝种的是美国人而非中国人，言下之意就是他们中国人要乘核战之机占领全地球。
　　如果他真的跟美国舰队交上火，――接下来就是自然而然地把苏联拖下水，这正好中了他的下怀。呜呜，这一场大仗的结果如何，就连大慈大悲的耶稣基督和尚也说不清楚了。哎呀，我真是紧张死了，恨不得把给出去的面子统统收回来，把那七艘航母全撤回来。杜勒斯，你赶快给老子打二两老白干来，哦不，来三斤，――趁地球还没有爆成七八颗小行星，咱们对酌浇愁。”
且不说哀声嚎在借酒浇愁。太平洋的另一边，毛泽东正在兴致勃勃地看着他一手导演的这出历史大戏；戏中各主角的表情令他开心得要死。更令他开心的是，在这出名角如云的伟大历史剧中，只有他知道这出戏将在什么地方结束。若干年后，尼克松（当时正好担任哀声嚎的副总统）将当面把毛泽东恭维为一个精通政治技巧的“大师”，并自称自己望尘莫及，惭愧惭愧。而且他还把这个恭维写进了回忆录，――虽然此次台海危机的当儿，他正在扮演美国第二号右派领袖（仅次于麦卡锡）的角色，到处宣传毛泽东的目标就是占领美国，灭绝美国天堂般的生活方式。
　　尼克松的恭维并不是信口胡说，因为毛泽东是在中国五千年的政治和战争文化中泡大的杰出领袖，当然深谙政治精髓，完全知道战争只是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他早就看出，在美国气势汹汹的殉道者长袍底下，其实是一双筛糠般不住颤抖的软脚。他知道，这才是做文章的关键；他导演的这出大戏，必须抓住美国人外强中干的心理，把所谓的“危机”虚化，从而把“危机”变成台湾方面的“烽火戏诸侯”。这样将为远道而来的美国“客人”准备一架梯子，使他们不仅可以从目前的尴尬处境往后退，而且可以从危机前的强硬姿态往后退。
　　于是，毛泽东出乎意料地宣布：暂停炮击，改为隔日一轰。而且他定下一个规矩，就是在解放军在实施炮轰前，必须客气地通知金门岛上居民：“各位同胞，没有长眼睛的炮弹要来了，请你们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以免受伤。这种带有预报机制的战争形式一直持续了二十年，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
　　提前通知避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战争呢？对此，我倒是有一种类似的体验。我是在一座新城长大的。城市建设之初，当然要使用大量的炸药来开道。于是，那段时间大家都养成了一种习惯：一听到某种音调（三长两短还是什么的，记不得了）的哨音，就得赶紧找个地方躲起来，不多一会便是一声巨响，然后周围传来噼噼啪啪落碎石的声音。哇，那时的心情真是紧张――有一次一帮子大人领着我们几个小孩躲进一间临时办公室，蜷伏在砖墙下，随后就是一声巨响，一个茶杯大小的石头飞过来，把门外离我们不到三米的一个石臼打得粉碎。
　　如果没有人提前通知，被打得粉碎的可能就不是石臼了。二十年的金门炮战也许就是这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战争也会多一点情趣的。当然，这话得由金门岛的老居民来说，我把自己的感觉说成他们的感觉，这就是越权。
不过，有没有情趣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对金门的“打而不取”，逼迫美国出于对“多米诺骨牌理论”的盲目信仰，立即改变了迫使蒋放弃金门等小岛的想法，因而避免了两岸的进一步疏远和隔离，挫败了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毛泽东形象地把处于“打而不取”战略之下的金马诸岛称为套住美台的“绞索”，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个譬喻的恰当性。虽然说是“绞索”，蒋老先生却为自己有幸被吊在这绞索上而感到乐不可支。据说，在大陆方面炮击金门后，老蒋是全世界第一个为毛泽东拍案叫好的人。老蒋活了八十多年，大概就这一次出自真心地为毛泽东叫过好，真是难得，让人不得不对他老人家坚持一个中国的信念感到敬佩。
　　这还只是第三次台海危机的结果的一部分。
　　危机之后，心理高度紧张的美国佬终于松了一口气，如释重负之余，说不定甚至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感激零涕的心理，于是立即向北京伸出了橄榄枝，表达了重开谈判的意愿。两国一拍即合，于是重建了定期的大使级会谈机制，增加了对话的管道。此后的整个毛泽东时代，虽然台海仍然不安定，美国仍然把中国视为敌人，中国也高喊要打倒美帝国主义、解放全人类，但中美之间没有再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对峙，这却也是事实。
　　更有趣的是，美国国内舆论纷纷认为，美国政府为了两个“无用”的小岛而甘冒牺牲美国大兵乃至打世界大战的风险，实在是过于鲁莽。迫于国内压力，杜勒斯国务卿只好转移注意力，公开把小跟班蒋介石骂了一顿：“你看你，凭你那点只配给共军当‘运输大队长’的狗屁水平，还搞什么‘反攻大陆’，差点给老夫惹出一身麻烦；这次台海危机，责任全在你。你给我听好了，以后不得再向美国要求什么‘反攻大陆’，只许守，不许攻，――否则你去喝西北风。”呵呵，老先生为此一定非常难过，因为他竟然被毛泽东假手美国佬赏了一耳光，真是的。这一耳光可能使他再也不愿意为毛泽东拍案叫好，而且他后来确实似乎没有再次佩服过毛泽东。
　　当年毛泽东是巴不得美国的航母开过来，正好借此做大声势，甩开膀子大展纵横捭阖的手腕。不过，毛泽东对抗七艘美国航母的历史或许能够向今天证明： 决定战争胜败的终极力量，来自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而不仅仅是军事实力在唱一出血与火的独角戏。]]> 在开国十大元帅中，只有林彪是唯一一个身首异处，最终没能走进八宝山的人，也是唯一一个从大荣走向大耻的人、唯一一个从正面走向反面的人。
　　有人这样说，林彪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是一个谜。他是一个偏爱在事物的两极走钢丝的“天才”，他的一生可谓大雄大奸、大智大愚、大隐大显、大喜大悲、大红大紫而又大丑大恶。在建国前进行的22年革命战争中，林彪率部所向披蘼，百战常胜，建立的功勋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而在建国后的“文革”十年浩劫中，林彪对一个个令人发指的冤假错案，一幕幕令人不可理喻的可悲丑剧，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曾被定为党的接班人，并正式载入党章；偏偏又是他，阴险策划了反革命的“571工程纪要”，妄图谋害毛泽东，最终阴谋败露，仓皇出逃，落了个折戟沉沙，自我爆炸的可耻下场。
　　当然，如果从军事的角度来讲，林彪是一个能打仗的军事统帅，这也是毋庸置疑的。198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次实行军衔制以后，分两次共评出了36位军事家，林彪位列其中之一。
　　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进行了22年的革命战争，涌现了一大批才华出众的优秀将领，林彪也是其中的一位。本书记述的就是林彪在中国22年的现代革命战争史中，指挥所属部队进行的十大经典之战。]]> 　　皮定均，中将。1914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6年7月7日在军事演习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
　　生如闪电之耀亮，逝如流星之倏忽。一代将星在参加演习的途中，座机与山峰相撞。夫人张烽亲自为丈夫撰下碑文。
　　1976年7月1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有关省级报纸，突然把皮定均将军的照片镶上了黑框。东南天空一颗明亮的将星殒落了。皮定均是为了去参加东山岛三军军事演习，座机撞山而遇难的。
　　清晨，边散步边听新闻的皮定均突然喊大儿子皮国宏：“快回家让你妈妈打开收音机，朱老总去世了！”这天的早餐一家人吃得很沉闷，大儿子国宏为父亲的安全担心，说：“爸爸，让我跟你一起去吧。一是可以学习，二是我可以助你的警卫员小刘一臂之力。”
　　7月7日上午9时29分，皮定均乘伊尔-14从福州起飞，10点33分，到漳州机场，15分钟后，换乘米-8飞机去东山。
　　11点15分，将军在这一瞬间，化作了闽东山峰上的一声惊雷。
　　夫人张烽表现得镇定自若，她把丧事安排得井井有条，然而在人后，却止不住每每潸然泪下。]]> 　　情况不正常！他立刻向那架飞机冲去。可是晚了，当孙洪文距离飞机还有几米的距离时，飞机像箭一样拖着电瓶车冲上跑道。飞机的座舱里，坐着的是一位没戴飞行头盔的军人。孙洪文拔出手枪追过去，大声喊：“站住！快停下来！”可他白喊了，飞机在继续向前滑行，于是孙排长开枪了。此刻那架军用飞机尾部喷出火焰和狂风，狂风把孙排长吹翻了几个跟斗。他猛地爬起来，从一旁的草坪上跑，边跑边射击。
　　眼看五四手枪里的子弹全部打完了，那架飞机仍然在滑跑，甩下电瓶车，呼啸着上天了。孙排长马上打电话报告：一架飞机跑了！那架溜了的飞机的驾驶员，就是我军航空兵某师飞行员阎稳昌。谁也没有想到阎稳昌会向越南叛逃。应该说他是一个不错的飞行员。在最近执行的空中巡逻任务中，他表现颇好，荣立三等功，还获得了一枚参战纪念章。但是他仍然每天闷闷不乐。原来，他早就听说本大队将提升一名副政委，衡量衡量自己，觉得完全有希望“当选”。然而结果却使他大失所望。一个他认为技术不如自己，资历不如自己，才华不如自己的人被提拔任用。一口气闷在胸中，久久不散。他想不通：那个最被自己看不起的人，并不是一块当官的料，为什么偏偏有当官的运气？想来想去，终于“明白”了，责任在这帮领导人身上。他们本身无能，也不让能人上来。在他们手下干活，永远没有出头的日子。而且这个社会里就是这样，到哪里也不会有自己的光明路。他想，为了自己的前途，得干一番事业来。是走，是留，他一时还犹豫不决。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枚硬币来看走留，又取扑克牌来算卦。最终，他选择了一个“走”
　　飞着飞着，前油箱油尽的信号灯亮了。后油箱油尽的信号灯很快也亮了。最后500升警告灯也亮了。这是一盏红灯，一闪一闪特别的刺眼。再有10多分钟，飞机的燃油就会完全消耗，怎么办？他想，唯一的办法就是冲到云底下找机场，实在找不到就迫降。
　　于是，阎稳昌开着歼六像个跳水运动员一样，扑进了浓密的云雾里。这一跳，他就没起得来，因为云里面就是群山。几分钟后，云里一声巨响，阎稳昌同他的歼六飞机和叛逃的梦想，统统摔在了一座山上。一片烈焰，一团火化，阎稳昌留下一段转瞬即逝的不光彩的故事。反击战：中国空降15军对越南进行的斩首行动刚听到这句话时，我还以为公安科的肖在和他身边的女孩开玩笑。那个女孩证实了他没有撒谎：“是的，他可是打过老山的英雄”。我心头一颤，终于可以听到一段真实的战争故事了。
　　特种做战分队肖隶属于第15军，1985年开始参加攻打老山周围山峰的战斗。当时从军中抽调精英组成了三支特种做战分队，每队130多人，每个分队分捕俘组、火力组、掩护组、预备组等共8个小组（时间太长，他已记不太全了）。各组分担各自任务。肖是掩护组班长。一般捕俘组装备的是微声冲锋枪，火力组确定方位并呼叫炮兵，掩护组带有12。7高平两用重机枪，肖是射手。全队没有狙击手，“因为狙击步枪太长了，在山里不好带。”另外，也没有火箭筒和82无后座炮，因为他们打的主要是特种做战，重火器太重而且用处不大。
　　最大的一次歼灭战1985年夏他们发现了一个越军的屯兵洞，在用了一个月时间进行侦察后，连长确认洞中有约20名越军，隧决定设伏。第二天清晨5点，越军出动时他们一起开火。“是我第一个开的枪，”肖回忆起这一幕时有些激动，声音发颤眼发红。“越南老兵还会唱‘东方红’”但是这显然没法救他一命，经过了20分钟的猛烈射击后，敌人都翻倒在草丛中，而后是捕俘组上去搜索，补射并割下耳朵做统计。肖姑计这一次他大约干掉了6、7个人。特种兵分队最远一次深入越境内6。5km。伏击、找储备库、抓俘虏是主要工作。越南后方山峰有一个阵地是个射击死角，炮兵打不到，火箭筒等直瞄火器威力不够也没法打准。于是便派他们分队去拔掉它。半路上碰到了个老百姓在耕地，他们也没开枪，结果很快遭了报应，130多人被3个连的越军包围在了一个半山坡上，战斗一直从早上9点打到晚上9点，走运的是这个山坡是个反斜坡，我军火炮能打的到而越军不行，真正的损失是1个人，被越军重机枪打中胸部，血肉模糊。在晚上9点时他们开始依靠炮兵掩护突围，回去后发现又少了3个，于是派人回去找，只找到了一个，他后腰中弹并从小腹穿出，肠子流了一地，在他趴着的地方身后是一条50多米长的血路，由南指向北方。而另外两个则什么也没找到，被自己人的炮弹炸没了。 当然越军死的更多，100多具尸体，很少有完整的。越军装备差众所周知，他们一年只发一双鞋，在那种地方几天就会跑坏。所以越军大多赤脚，并因此都在脚上磨出了很厚的一层茧。他们爬山奇快，战斗力很强。曾在数日内连续攻占过我军10余座高地。越军特种兵也是劲旅，我问他是否有过我军火炮定位雷达被炸事件，结果回答“是！”。他们深入我境内近20km完成了这次出色的袭击。
　　抓俘经典战争片《拯救大兵瑞恩》中最可怕的一幕便是德国人和梅里西的肉搏战了，当匕首慢慢的刺进梅里西的心脏时，我想每个人都会感到一股凉意。和肖同是公安科的孟便常常要面对这种可怕的冷兵器时代的战斗，因为他是捕俘组的，但和肖不是一个做战分队。孟比肖更高更壮，他的左嘴角有一条长约10厘米的伤疤，这就是越军给他留下的记号，“一般抓俘虏都很顺利，越军一般都不太抵抗。但是那次例外，”孟回忆起来还有些气愤，“他刚开始也装着很老实，但是随后便乘我们几人不备，抽出匕首对着我的脖子横着这么扫过来，幸亏我反应快，后退了一步，但嘴被划开了。另外两个抓住了他的手，但是这个越南人仍挣扎不止并大喊大叫，最后迫不得已刺死了这个疯子。”伤亡和战绩肖认为他杀死了10几个人，他最后因左腿中弹而离开了前线。“刚开始只觉的很麻，但还能跑，5分钟后就不行了，钻心的疼”。并荣立二等功一次。
　　孟和战友抓了7个俘虏，在炸山洞和设伏中击毙了6、7个人（也是姑计，其实很多时侯他们也不敢去近距离的看那些被炸死的越南人）。
　　孟所在的特种大队在18个月的战斗中有40多人阵亡，几乎每个人都受过伤。而他们消灭的越军加起来大约有300多人，这还不包括炮兵们的战绩。]]>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上，在经历了早期的战斗失败后，美国及其盟国最终战胜了日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起因
　　尽管日军偷袭了珍珠港并将美国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是导致战争的问题已经积蓄了一段时间：30年代的日本处于扩张期，日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但缺少为国家建设所需要的自然资源，例如，石油，铁矿石，钨等。在30年代的中后期，日本开始寻求获取这些资源。在欧洲，法国已经被德国完全击败并占领，英国正在忙于和德国在欧洲作战，因此它转向让美国试图遏制住日本。日本首先袭击了中国北部并占领了满洲里。在满洲里，日本和俄罗斯发生了小规模战争。日本兴高采烈地庆祝自己的胜利。日本接着开始侵略中国大陆并节节胜利，但始终不能完全击败中国。美国抗议日本一切的军事行动，但无济于事，最终他们冻结了日本的资产并且断绝了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从美国进口工业产品。日本开始策划一场和美国的战争。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是这次日本军事计划的关键人物。山本五十六在美国住了几年但没有幻想要击败美国。然而，他推断如果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成功将为日本赢得6个月的时间来进一步扩大其资源基础并建立一个美国不能攻破的环绕日本领土的环形防御圈。在上世纪的初期，日本一直非常成功地突袭了俄罗斯和中国等，因此，一个攻击美国在珍珠港的舰队的决定被制定了。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的偷袭珍珠港的行动中取得胜利，但是美军的航空母舰当时在海上躲避了此次偷袭，这些航空母舰在太平洋战争的后期被证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日本的早期胜利
　　由于没有美军舰队的干扰，日本很快侵占了菲律宾，越南，泰国，马来亚，新加坡和东印度洋的大部分地区。日本充分利用了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之前制定赢得的6个月时间。
　　中途岛战役
　　1942年6月，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在一个距离夏威夷1000英里的小岛屿一中途岛打响。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已经在中途岛聚集了一个包括战列舰，航空母舰等在内的庞大的舰队。当他们接近中途岛时，他们被雷蒙德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指挥的三艘美国航空母舰的舰队埋伏。战斗几乎完全由飞机参与。日本失去了四艘航空母舰，美国失去了一艘航空母舰一“约克城号”。日本人撤退了。战争的意义是，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中不得不由攻转守。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此前保证了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后6个月的优势。他们真的得到了整整6个月！一点也不差！有些人认为美国在中途岛的胜利是美国战争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
　　海岛战役
　　在中途岛战役后，美国及其盟国获得了战略主动并慢慢地开始控制太平洋战争。一场又一场的海岛血战接踵而至：瓜达尔卡纳尔岛，塔拉瓦，塞班岛，硫磺岛，关岛，菲律宾，冲绳等岛战。冲绳岛战（1945）是最野蛮的战斗。冲绳岛战十年后，作者在岛上工作了一年，那场可怕的战争的疤痕仍留在那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的结束
　　冲绳战斗之后，美国和盟国计划用突击部队进攻日本本土。据估计，入侵的盟军军队将会有一百万的人员伤亡。然而，原子弹的发展使入侵的计划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1945年7月，美国进行了原子弹的第一次爆炸试验。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最后通牒，日本立刻投降，否则将被可怕的新武器打击。日本人已经遭受了可怕的空袭造成的损失，他们认为没有什么伤亡会比这更糟，所以他们拒绝了最后通牒。他们的估计是错误的。广岛和长崎在1945年8月遭受到了原子弹的轰炸和毁灭。日本然后投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结束了。
珍珠港事件
　　美国民众对山本五十六的评价也是五花八门，下面是小编整理的一些评论。
　　美国作家Ian W. Toll在纽约时报撰文称，山本五十六曾经是一个在美国最臭名昭着的男子，毫无疑问的是：他就是制定和实施了偷袭珍珠港计划的日本海军上将。但在攻击美国之前，山本五十六曾经发起了极力避免与美国开战的辩论。山本五十六曾经去过美国，所以深知美国庞大的物资储备并感到和美国的战争将最终给日本带来极大的灾难。在这一点上，他的政治敌人甚至因为他的反战观点密谋杀害他。山本，当然，输了这场争论，最终日本与德国联手。正是从那时开始，他将策划进攻珍珠港作为一个“全赢或全输的赌博”。山本写道，“我们应该在战争开始的第一天就尽全力去决定战争的命运，因为我知道日本绝不会赢得持久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山本五十六的预言被之后日本的战败验证了。
　　有的美国民众甚至直接表示，山本？一个只有战术没有战略的家伙！
　　日本人非常肮脏，特别是山本五十六。
　　据说是赌徒，好赌的没有不输的干干净净的。
　　赌徒最后的下场只能是输光自己的一切。
　　打赢日本依靠的是美国强大的国力和技术优势。
　　但是山本也有致命缺点，过分追求作战战略上的欺骗性，导致的后果就是战术极其复杂。中途岛就是明证，日本占据绝对压制优势，当时分兵是绝对错误的。
　　山本确实很有本事，可是日本和美国当时的实力差距是再有本事的山本也无法逾越的等等。
但山本五十六策划的偷袭珍珠港，连作为当时敌对国的美国的部分民众自己都认为是开战的经典之作，不少人对山本更是褒扬有加，不少人认为日本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此前保证的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后6个月的时间优势真的得到了整整6个月！一点也不差！
　　不少人认为，就开战之初日本海军取得的胜利来看，他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大将，偷袭珍珠港，横扫东南亚，就看这些胜利的话，日本海军无人能挡。
　　山本贼将其实并不是很优秀，相比之下美国海军诸将就强多了，当然在日本海军高级指挥阶层里他还是数得着的人物。
　　山本五十六的偷袭珍珠港计划原本制定的很完美，是日本的保密制度把攻击变成了偷袭。
珍珠港事件
　　山本是日本海军中为数不多有头脑的将领，比起大多数只会叫嚣战争而不明白战争之真义的将领们是出色多了。正因为山本看清楚了日美战争的后果是什么，所以，才能够提出了空袭珍珠港的计划等等。
　　美国作家Clive James撰文称，山本为什么最终同意了偷袭珍珠港？首先，他是一个赌徒。他喜欢赌博，可能是因为他几乎每次都赢了。但他也是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最高指挥官一海军上将山本五十六。这是他职业生涯中应该执行的命令，他要做的工作就是，赢或输。值得一提的是，第二个原因似乎更充分。和尼尔森和拿破伦相似，山本是个矮个子男人，但是他的军事天赋将他提升到一个伟大的高度。他卓越的战术，组织能力，与大胆的决策都成为了传奇。日本的海军航空力量也是他的创造。]]> 　　还没有等到那个老挝姑娘完全断气，几个突击队员就开始肢解她。半个小时内，那个姑娘的尸体已经被肢解成五个大部分，耳朵也被割下，头颅被扔到密林中去了。贡席上尉对那几块肢体进行分配，将臀部和大腿的肌肉留给我和其他两个人，其余的部分按肉质的多少和好坏分给十六名突击队员。最后，把割下的两只乳房和从腹部取出的子宫等器官留给了那两俘虏。
　　篝火燃起来了，突击队员们各自用刀挑着人肉在火上烘烤着，然后放到口里俎嚼。我接过贡席上尉为我烘烤成粉白色的沁着油珠的臀肌，胃里一阵作呕。 “我不想吃。”我把那个散发着像熬猪油一样气味的人肉还给了正在专心剔着人肉的贡席上尉。
　　贡席上尉抬起头，用他老挝人特有的、无神的目光望着我，然后慢吞吞地用越语对我说：“什么食物也没有了。你总不能这样饿死吧?”所有的人，包括贡席上尉，都不理睬我，专心地烘烧着从那个姑娘身上割下的肌内，被烘烤的人肉发出很浓的味道。直到两天之后，极度的饥饿才能使我感到那味道多么诱人，多么令人抑制不住咀嚼的欲望。
　　越南姑娘的价格：我觉得她们很凄惨，因为当时在西贡猪肉的价格是每公斤一百二十元南越币，鸡肉的价格是每公斤一百三十五元南越币，而这些年轻姑娘的肉体还不值一公斤猪肉或鸡肉的价格。难怪西贡的《行动报》说：“用一瓶美国威士忌就可以换到几个越南姑娘。”
　　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于1978年3月，在他的统治和整肃工作相对稳定一些的时候，突然宣布开展“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和取消一切私营企业的运动。
　　由于越南大部分企业和商业是由中国籍居民经营，并且占有大量的财富和不动产，因此他们面临着最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一直支持越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削减以至取消了对越共政府的援助。据报道，仅在1978年一年中就有大约十六万中国侨民或祖籍中国的难民被驱赶到了中国境内。
　　越南警察到他家里通知他，作为中国血统的居民(他具有越南国籍)，他将遭到逮捕，送到“新经济区”去。这是对周荫茂控告越南渔民在他出海捕渔时轮奸了他二十七岁正在怀孕的妻子，并殴打他的三个孩子所得到的报复。那个连续遭到打击和威胁的渔民在1978年4月惊恐地把妻子与三个孩子带上一条二十英尺长(6.096米——译者注)的小船，沿着北部湾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中国北海难民营。
　　安曾经是越共军队的一名军官，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祖籍是否在中国。当他回到了沿海的家乡，突然被越共警察逮捕，送往一个叫作“新经济区”的地方。那个“新经济区”位于越老边境的一片原始的热带森林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居住的地方。越南警察把他们送到那儿，告诉他们要么想办法活下去，要么就饿死在那里。安到达那个“新经济区”的一个月里，就有二十名男人和女人死去了。一天深夜，安逃出了那片原始森林，步行穿过边境逃到了中国云南省的甘庄林场。
　　泰国难民营的遭遇：《时代周刊》驻曼谷局主任戴维·狄沃斯是第一个被泰国当局准许进入第82号难民营的外国记者，他对此做了大量的报道。在通往边境的山路上，他发现在灌木丛中有两具爬满苍蝇的尸体和一条女人的花裤子及印花背心。两具尸体显然已被野兽吃过，剩下的部分也腐臭不堪。经过长时间的辩认，那是一位老人和一个十几岁男孩的尸体，而同他们在一起的亲人，想必是男孩的母亲或是姐姐，已被劫走了。他们一定做过反抗，而导致了死亡的结果。戴维·狄沃斯无法掩埋这两具尸体，因为腐烂的尸体所散发出的气味使他无法靠近。他只能凭借照相机的长焦镜头，对现场作了观察和报道。
　　海上的难民：国际援助官员说，每一条渔船平均要遭受四次海盗的袭击和抢掠。一条遭受过二十三次袭击的越南渔船到了最后，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从那条船上幸存下来的越南工人说：“海盗们开始集体奸污所有的越南妇女，包括只有十岁的女孩子。要是哪位父亲想加以阻止，马上就会遭到海盗们的屠杀。”
      核心提示：1964年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插手越南战事后，韩国便向南越派遣多达两个师的主力部队，朝鲜也不希望袖手旁观，试图显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进而增加朝中、朝苏同盟关系，因此也着手派遣精锐的工兵、高射炮兵、心理战乃至空军部队“抗美援越”。
　　本文摘自：人民网，转引自：《环球时报》，作者：郭哲郡，原题：《朝鲜曾派空军“抗美援越”，与韩国派遣部队越南较劲》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研究中心日前公开一些秘密文件，披露朝鲜空军曾派遣87名飞行员参加越南战争，他们先后击落26架美军战机，自己也有不少人牺牲在越南战场。
韩联社援引普里·鲍的报告称，早在1954年五大国在日内瓦就印度支那与朝鲜半岛政治分裂的现实进行谈判的时候，北越与朝鲜就建立起极为密切的关系。1964年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插手越南战事后，韩国便向南越派遣多达两个师的主力部队，朝鲜也不希望袖手旁观，试图显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进而增加朝中、朝苏同盟关系，因此也着手派遣精锐的工兵、高射炮兵、心理战乃至空军部队“抗美援越”。
　　与美军战机几度交手
　　普里·鲍掌握的资料显示，1965年5月，朝鲜召开最高人民会议第三届四次会议，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在其决议案中称：“朝鲜人民军将向越南人民提供物质和精神的支援，如果他们提出请求，我们就毫不犹豫地向越南派遣人民军。”1966年9月21日，北越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具体讨论接受朝鲜空军援助的议题，当时主持会议的国防部长武元甲基于“统一指挥”的原则，建议欢迎朝鲜志愿飞行员参战，但必须听从北越空军的指挥。1966年9月25日，北越和朝鲜的军队总参谋长举行6天的细致会谈，磋商朝鲜派遣空军部队的细节，最后双方签署协议：从1966年10月底到11月，朝鲜分三批向北越派出“专家”，他们将驾驶来自朝鲜空军的米格系列战斗机保卫河内、海防等重要城市，这些飞机和人员都要接受北越空军司令冯世才的指挥。10月，朝鲜劳动党还召开特别代表会议，研究抗美援越细节，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主动向北越领导人胡志明提议，向北越派遣100余名心理战专家和地道战专家。
　　1966年10月末，朝鲜向北越派遣的首批10架米格-17战斗机及其飞行员、地勤机械师抵达河内嘉林机场，1967年追加派遣10架米格-17战斗机，同年又派遣10架米格-21战斗机。先后到达北越的朝鲜空军飞行员多达87人，他们被编为第203歼击航空兵团，既负责培训北越飞行员，同时还直接参加战斗。
　　1967年8月23日，40架美军战机从老挝桑怒方向向河内运动，朝鲜空军派出两架米格-21战斗机和四架米格-17战斗机升空拦截，朝鲜空军首次使用新研究的“包抄”战术———速度慢、但机动灵活的米格-17战斗机从正面拦截，而速度快、火力猛的米格-21战机则迂回到美机后方包抄。在这场战斗中，一架绰号“雷公”的美国王牌F-105D战斗轰炸机被击落。此后，美军开始重点打击有米格战机出没的机场。
　　1968年5月28日，朝鲜空军出动米格-17战斗机、米格-21战斗机与12架美军F-105战斗机激战，最后全歼美军战机，当时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非常高兴，特别指示把卫戍平壤的朝鲜空军驻谷山某部命名为“第528歼击航空兵团”，以示纪念。
　　虽然给美军造成打击，朝鲜空军也经受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考验，有一段时间，朝鲜战斗机飞行员数量加起来还不够一个中队的编制，即使是少数飞行老手也已筋疲力尽。1968年2月12日，由朝鲜和北越飞行员分别驾驶的两架米格-21战斗机与12架美军F-4E战斗机发生遭遇战，尽管朝越飞行员奋力击落一架美机，但终因寡不敌众，朝鲜飞行员的座机不幸被击落，飞行员在跳伞时遭美机扫射牺牲。
　　韩联社的报道称，作为对朝鲜派兵的报答，北越领导人胡志明曾将部分在南越抓获的韩国战俘交给朝鲜处理，不过朝鲜提出把部分在北越被击落的美国Ｆ-4战斗机残骸运回国研究，胡志明却没有同意，有分析认为这是造成朝越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关系冷淡的原因之一。
　　2000年3月，时任朝鲜外务相的白南舜在访越期间祭奠越战时牺牲人民军官兵的墓地。同年4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日通过旅居日本的“朝总联”机关报《朝鲜新报》对外报道称，1964年至1970年，朝鲜向越南派遣大约800名空军和工兵专家，其中牺牲80余人。2002年9月，朝鲜在越南设立人民军英雄烈士陵墓，陵墓就位于距河内东北60公里的地方，那里埋葬着1967年参加抗击美机空袭海防港牺牲的朝鲜战士李昌日、朴东俊等14人。2009年12月3日，参加过越战的朝鲜空军战士及烈士家属代表团还曾前往越南访问。]]>        张国华是一位能独当一面的战将，他率领的第十八军里，聚集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军事人才，所以被人们称为“人才地主”。 1950年1月2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心系西藏，他给中央和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写了一封紧急“A”电报，明确指出：“由青海和新疆向西藏进军既然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任……决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布置一切。”刘、邓首长接电后，立即决定将率兵进藏的任务交给张国华。1月8日，刚刚指挥解放了成都、准备进军川南的张国华，应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的电召，赴重庆接受和平进军西藏的重任。10日、15日，中共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在西南局驻地重庆曾家岩接见了张国华、谭冠三和第十八军师以上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邓小平强调：“解放西藏，要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军事政治同时解决。同时，还必须解决好补给问题，解决公路问题。”邓小平特别强调：“补给重于战斗。”24日，中央批示西南局“同意以第十八军为主力，多路配合进军西藏”的建议，并命令成立以张国华为书记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经营西藏的工作。接到任务后，张国华立即执行毛泽东“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动员全军毫不犹豫地做好准备工作。一是统一第十八军广大官兵的思想。为了做好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张国华主持军党委会议，制定并发出《进军西藏工作的指示》，号召全体指战员为解放西藏人民、为保卫祖国边疆立大功，要求部队加强党支部建设，深入进行思想动员，开展立功运动。张国华说：“解放西藏，去西藏建立党组织，完成祖国大陆统一大业，是件很光荣的事！”“如果西藏被帝国主义分割出去，我们的西南边界后退到金沙江，恐怕我们在四川也坐不稳了！进军西藏确实很苦，以解除人民痛苦为己任的解放军能眼看人民苦难而不管吗？”张国华的讲话，消除了部分官兵的消极思想，使他们放弃了在“川南安家”的打算。二是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张国华走访熟悉西藏情况人士，广征资料，进行研究，并结合党的和平进藏的原则，制定了《进军西藏守则》，加强民族宗教政策和纪律教育，保护群众利益。在张国华的领导下，成立了以第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为首的政策研究室，着手对藏族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情况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政教问题等进行调查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依据。政策研究室成员从20多人发展到40多人，聚集了熟悉西藏情况的众多人才，例如，由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推荐并批准随军进藏的着名的四川华西医科大学社会系主任兼边疆研究所所长李安宅教授及其夫人于式玉，着名的蒙古族藏语文学者谢国安和他的女婿刘立千，等等。政策研究室成立仅两个月，就写出了《西藏各阶层对我们进军态度之分析》《对西藏各种政策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该注意和准备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进军守则》《藏人的风俗和禁忌》等文件，供军部制定进藏政策参考。在军部号召下，全军上下掀起了学习藏语和生活高原化的热潮。
  全军干部战士认真学习西南局经中央批准下发的《关于十项条件为和平谈判及进军基础》的指示文件，掌握进藏政策。张国华同战士们一起学习藏语，他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记录着藏文字母、韵母、简单拼音法以及藏汉文对照的各种词汇、日常用语等。三是网罗人才，招收干部。张国华将主动要求进藏的原二野司令部作战处处长李觉，推荐任命为第十八军第二参谋长。原第十七军宣传部部长夏川，张国华请他到第十八军担任宣传部部长。精通英语的宣传干部乐于泓，张国华通过军委调回部队，让他负责入藏后的外事工作。长征时期参加红军的藏族同志天宝也从内蒙古调到第十八军来了。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藏族研究班的30多位学员也调过来了，他们大部分是藏族人，张国华亲自迎接他们，同他们座谈，嘘寒问暖，并在笔记本上记上他们的名字和籍贯，谁是党员，谁是团员等，记得清清楚楚。这些藏族学员说：“张军长把我们当成了宝贝，我们一定要好好工作。”此外，和平谈判、经济补给、道路交通、军事作战、缺氧防寒和统一战线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在有序进行。1950年6月，张国华同中央联络部随军进藏的负责联络工作的徐淡如研究了如何做好西康夏克刀登、降央白姆、邦达多吉3位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不久，张国华举行了一次上层人士座谈会，热情地招待了夏克刀登等人。张国华肯定了夏克刀登等人在红军长征时参加朱德、刘伯承在甘孜成立的博巴苏维埃政府的历史功绩，真诚地表示要和他们结成好朋友，令夏克刀登等人十分感动。在夏克刀登等人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支援下，前方需要的物资、粮食，包括重庆的代食粉、京津的蛋黄腊、东北的皮衣、武汉的固体燃料等，被源源不断地送往高原，每天都有500多辆汽车、3000多匹骡马和500多辆胶轮大车向西行进。甘孜飞机场也即将施工建设。 1950年2月3日，由王其梅副政委、李觉参谋长率领的进藏先遣队，拉开了第十八军进藏的序幕。张国华嘱咐他们要坚决执行毛泽东“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要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民族政策，像邓小平政委说的那样“靠政治走路，靠政策吃饭”。3月上旬，第十八军在四川乐山召开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张国华带领指战员们向党庄严宣誓：“不管有多少艰难险阻，我们都要坚决完成进藏任务，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随后，张国华和谭冠三率领第十八军主力踏上了进藏征程。为贯彻执行中共西南局拟定的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十大政策”，7月初，张国华到白利寺拜会了格达活佛。格达活佛表示愿意去拉萨劝和。不幸的是，格达活佛不久在昌都遇害。张国华参加了格达活佛追悼会，鼓励部队指战员学习格达活佛的爱国精神，一定要和平解放西藏。 鉴于西藏地方当局勾结帝国主义，在昌都驻兵8000余人，企图阻挡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10月6日，张国华指挥第十八军打响了进军西藏的昌都战役。毛泽东、周恩来非常关心昌都战役，曾经通过我国驻印大使袁仲贤两次催促滞留印度的西藏代表团赴北京谈判。
       战役发动之前，张国华和天宝、乐于泓等人驱车70公里到玉隆，争取夏克刀登答应提供8000头牦牛帮助运输粮食。张国华采取正面进攻和迂回包围相结合的战术，实施大纵深、大迂回作战行动，指挥部队迂回在横断山脉间，战斗在冰天雪地里。他要求严格遵守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不进寺庙，不住民房，不动群众一草一木；对待藏军俘虏不杀不辱不搜腰包，并教育他们爱国反帝。我军以严明的军纪赢得了西藏人民的信赖和爱戴，争取了驻宁静的藏军第九代本德格·格桑旺堆起义。新任昌都总管阿沛·阿旺晋美急忙派人与解放军联系，命令昌都附近藏军三个多代本2000余人放下武器。我军经过19天的苦战，进行了大小20多次战斗，歼敌5700余人，俘虏福特等美印特务4人，取得了昌都战役的胜利。昌都战役不仅打垮了半数以上藏军，粉碎了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势力妄想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美梦，为进军拉萨打开了门户，而且又一次锻炼了我军奔袭作战的本领。刘少奇曾喻昌都战役为“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在昌都战役期间，张国华日夜守在电话机旁，随时了解前线情况，指挥部队作战，连续10天没有睡觉，因劳累过度，不幸得了高血压病。在和平解放西藏协议上签字 昌都解放后，任昌都分工委副书记的平措汪杰，受张国华的派遣，立即进城造访阿沛·阿旺晋美，同他恳谈了十多天，劝他与解放军和谈，促成西藏的和平解放。12月14日至24日，张国华主持召开了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第十八军党委联席会议，讨论了西藏解放后工作的大体设想、前后藏是否统一等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前后藏应该统一，并将讨论意见上报西南局和党中央。同时，通过第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第五十二师师长吴忠敦促阿沛·阿旺晋美劝说西藏当局尽快与中央和平谈判。阿沛·阿旺晋美看到解放军不占民房，不住寺庙，不论刮风下雨都住帐篷，秋毫无犯，十分感动，本来就主张与中央和谈的他，表示愿意为和谈奔走。他联合在昌都的40名藏族官员给达赖及噶厦政府写信，恳请速派人员经康区去北京和平谈判，促使刚刚亲政的达赖同意派代表赴京和谈。 1951年3月29日，阿沛·阿旺晋美、藏军总司令凯墨·索安旺堆等5人作为和谈首席代表，从昌都动身进京和谈。中共西藏工委和第十八军党委派平措汪杰陪同阿沛·阿旺晋美等人经重庆前往北京。在重庆，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受到邓小平等军政首长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4月22日，代表团一行到达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和中央各部委领导人及北京市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同年5月5日，张国华顾不上照顾临产的妻子，毅然火速回到北京，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参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5月23日下午，《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字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仪式由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李济深和政务院副总理陈云主持。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和西藏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分别在《协议》上签字盖印。《协议》共有17条，主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团结起来，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实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保护喇嘛寺庙；西藏军队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的一部分；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依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逐步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等。5月28日，《人民日报》用藏、汉两种文字公布《协议》并发表了社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全世界广播。30日，班禅致电毛泽东，表示拥护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于是，祖国大陆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统一。
 5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听取《协议》签订情况汇报后，单独接见了张国华。当他得知张国华是江西永新人，曾是王佐部下时，眼神格外明亮起来，亲切地称呼张国华为“井冈山”。张国华汇报说：“准备留一部分部队，一面休整，一面开荒种地，解决吃粮吃菜问题！”毛泽东指示张国华尽快进军拉萨，一面进军，一面建设，为全部实行《十七条协议》而努力。他说：“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张国华还面见了朱德总司令，请他为进藏部队作指示。朱德立即挥笔写下了“进军西藏，巩固国防”的指示，要求进藏部队发扬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人民解放军纪律优良的传统，迅速学会藏语，和藏族同胞亲密相处，成为一支战斗大军和生产大军，“用我们辛勤的劳动逐步地把高原变成沃土”。被誉为“佛光将军” 1951年5月25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发了《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命令》，命令指出，人民解放军为了保证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实现与巩固国防的需要，决定派必要的兵力进驻西藏。命令要求西南军区、西北军区做好进军部署，在粮食、修路、机场、路线、纪律等方面做好准备工作。5月底，张国华经重庆、成都，再次踏上青藏高原，6月25日回到入藏基地甘孜。6月，中央赴藏代表（后改为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经广州、香港，绕道亚东，劝说达赖尽早返回拉萨。经中央和西南局决定，西北局筹组的西藏工作委员会所率入藏部队称为“第十八军独立支队”，由张国华、谭冠三领导。7月17日，张国华抵达昌都，随后，组成了以王其梅任司令员兼政委的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向拉萨进发。8月18日，张国华接到西南局书记邓小平关于下一步进藏工作的指示。他在日记本中写道：邓政委7月25日对西藏工作的指示，大意是：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一个“稳”字，要摸着石头过河，不忙于插手西藏地方工作或派遣大批干部，应大力开展争取达赖等要人的统战工作，组织精干的文工团队，广泛宣传和贯彻和平协议。进藏干部要精干，康藏公路要加紧修筑，按照毛主席说的西藏“三年后改革”。8月28日，张国华率领第十八军由昌都出发，向拉萨挺进。9月7日，到达丁青。张国华利用一周的休整时间，召集三十九族地区的千户、百户开座谈会，调查该地区的历史与现状，调解该地区与拉萨当局的关系，同他们协商进藏运输工作。接着，他指挥部队渡过怒江，跨过横断山脉。部队赶着买来的羊群行军，宿营时杀羊充饥。他们一路翻越了19座大雪山，涉过数十条冰川急流，穿过不见天日的峦林，踏过一望无垠的草原沼泽地，于10月26日胜利到达拉萨。张国华终于实现了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的誓言，我国也实现了除台湾外的大陆真正的统一。 进藏部队严守纪律，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藏民们把解放军称为“金珠玛米”和“菩萨兵”，张国华也因此被人们誉为“佛光将军”。据先遣支队司令员王其梅向张国华汇报，刚到拉萨时，反动分子煽惑部分群众在街头向解放军投掷石子、扛膀子、吐口水，而解放军战士严守纪律，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感。10月30日，张国华走进罗布林卡的宁窝（达赖办公的殿堂），向达赖喇嘛赠送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主席的礼品，和达赖进行了交谈。尔后，他又走访了西藏重要上层人士，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也为了打击反动分子“解放军不走，饿也要把他们饿走”的叫嚣，张国华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发动广大官兵开荒种地，半个多月时间就开荒2300多亩，自己种粮种菜，大大缓解了吃粮吃菜困难。拉萨群众成群结队来部队开荒田头观望，惊奇地称赞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1952年夏，进藏部队在昔日的荒地上建起了八一农场和七一农场。1951年9月，毛泽东给入藏部队下达了“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方针。进藏部队组织1800余人，参加康藏、青藏两条公路的修建。1954年12月25日，两条公路胜利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汽车的历史，保障了部队的供给，粉碎了敌人的“困饿”阴谋。张国华着文赞扬这两条公路是“走向繁荣幸福的路”。他说：数年来，进藏人民解放军的筑路部队，以“让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的英雄气概，投入了康藏公路的修建工程。我们要学习筑路部队艰苦奋斗、战胜自然的精神，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建设祖国边疆、建设西藏而努力奋斗。 张国华始终重视西藏的教育事业。1951年3月，在张国华的支持下，刚刚解放才5个月的昌都设立了小学。
      同年3月，拉萨小学成立，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兼任董事长和名誉校长。此后，以拉萨小学为蓝本，在日喀则等地陆续建立了一批新型小学。1956年9月，拉萨中学成立。1958年9月，西藏第一所高等学府--西藏公学（今西藏民族学院前身）成立，张国华亲任校长。 因条件不成熟，张国华建议党中央在西藏缓行民主改革。1956年9月4日，党中央接受建议，明确宣布了西藏的民主改革“六年不改”的方针，六年过后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依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这就教育和团结了大批西藏进步分子，为西藏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领导平叛与自卫反击战 张国华将军先后担任了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等重要领导职务，为西藏的民主改革、中印边界反击战的胜利、西藏自治区的成立以及西藏的生产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嘉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赞扬。张国华和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第十八军政委谭冠三一起，遵照党中央、毛泽东“一边平叛，一边改革”的指示，领导平定了分裂分子发动的几次叛乱，维护和巩固了国家的完整统一。1952年，张国华同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一道领导平息了反动分子制造的伪“人民会议”事件。毛泽东认为，西藏工委处理非法“人民会议”的方针是正确的。1958年12月中旬，西藏叛乱武装在山南贡嘎、扎囊先后两次伏击人民解放军运送物资和人员的车队，90余名战士、干部不幸阵亡，30余人受伤，9辆汽车被毁。1959年1月，叛乱武装数千人围攻我扎木中心县委、丁青县委和山南分工委。3月10日，叛乱分子公开叫喊“西藏独立”，贴出宣布“独立”的布告，在拉萨街头示威游行。17日，达赖逃往国外。20日，叛乱武装数千人围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外事处、建筑工程处等十余个单位，形势十分危急。22日，张国华回到拉萨，召开一系列军区会议，贯彻中央“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和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取得了“关门平叛”的胜利。当时，曾有人断言：“没有20万军队，叛乱是平息不了的。”结果，在张国华等人的领导下，只用了不到5万人的兵力，用了两年多时间就从根本上彻底平息了叛乱，为西藏的民主改革打下了基础。为此，张国华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通令嘉奖。叛乱平息后，西藏开始掀起“三反”“双减”群众运动。民主改革后，西藏百万农奴获得了新生，出现了雪域高原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为此，藏族同胞亲切地称赞张国华是“新西藏的开拓者”。藏族同胞参观了收获的蔬菜后写道：“共产党是太阳，我们博巴是月亮；月亮围着太阳转，太阳出来万物能生长。” 1962年10月，张国华参与指挥了着名的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歼敌8000余人，打击了印度侵略者，维护了西南边陲的和平，提高了我国国威和我军军威。当张国华汇报到这次打的是军事仗更是政治仗时，毛泽东说：“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政治军事仗。与其说是军事政治仗，不如说是政治军事仗。”战后，西方媒体高度评价了张国华的战役指挥艺术：“中国军队打得潇洒自如，像小刀切黄油一样轻松。”张国华赢得了“巅峰战将”的称誉。西藏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张国华，当年中印边界反击战时张国华的前线指挥所“麻麻”，至今还保留着他指挥战斗时住过的洞，称为“张国华洞”。西藏50多年来的沧桑巨变，所取得的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统一战线壮大等伟大成就，凝聚了张国华的心血。建设美丽西藏 张国华不仅率军解放西藏，而且致力于宣传西藏和建设西藏。他经常说：“西藏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你们想一想，专搞民族工作的同志把西藏都看成如此荒凉，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有的人说，西藏不长树，没有花，除了雪山还是雪山。你们都是搞创作的，应该通过作品来歌唱西藏，让全国各族人民都知道西藏不仅有巍峨的雪山，还有树有花，美丽富饶。”20世纪60年代初，张国华要求作家徐官珠等人赶快写些歌唱祖国边疆西藏的作品来，“越快越好”。徐官珠领命后不久就写出了《祖国边疆新西藏》(杜林谱曲)，录制成了唱片，流行全国。 为了解决部队缺粮的问题，西北局从内蒙古、宁夏、青海购买了两万余峰骆驼，组成运输总队，由青海格尔木向拉萨运送了百万斤粮食，但骆驼死伤过半，难以为继。1952年，中央还从福建、广东等地调拨2500吨大米，通过外交途径，经海路，从印度、锡金转口运进西藏。张国华委托参谋长李觉到印度接回这批粮食。1954年底，康藏、青藏两条公路全线通车，进藏部队和进藏工作人员的交通运输困难、粮食物资的补给供应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进藏部队站稳了脚跟。 毛泽东曾经设想进藏部队“三年一换，以励士气”，但不久感到无法实现便放弃了。于是，张国华决心要解决部队长期建设西藏的问题，要求部队牢固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1951年2月，张国华根据西南局和二野首长的指示精神，在第十八军后方部队第一届党代会上，明确提出了“长期建藏”的口号，初步打消了干部战士“三年一换”的思想。8月12日，在第五十二师第一届党代会上，张国华在讲话中号召：“我们都应当树立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12月，在西藏军区党代会上，张国华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长期建设西藏的思想。在1957年12月召开的西藏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和1958年4月召开的军区党代会上，张国华又多次讲到长期建设西藏的问题。这些举措使部队在西藏牢牢扎下根来，形成了一支在西藏工作三四十年的老西藏干部队伍，为西藏各项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要建设西藏，就要熟悉西藏。在拉萨，进藏部队成立了藏语文训练班，军队和地方干部800多人参加学习。张国华带头学习藏语，很快掌握了一些日常用语。
1954年7月，张国华抽出得力干部组成救灾工作队赴江孜抗洪抢险，号召部队、机关工作人员捐款10万元以及大量帐篷等生活物资，救济江孜灾民。1956年4月22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达赖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班禅、张国华分别为第一、第二副主任委员，阿沛·阿旺晋美为秘书长。以陈毅副总理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专程来到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 1959年5月2日，张国华主持工委会议，制定了《关于当前在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草案）》，就接管旧政权、重划行政区划、对叛乱分子的政策和牧区工作等13个问题，规定了具体政策和实施办法。这份《决定》得到中央同意后，张国华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迅速铺开民主改革工作。到1961年底，随着西藏平叛任务的胜利结束，民主改革也基本完成，西藏高原换了新天。 1955年，张国华被授予中将军衔。当共和国的将领们都走进和平时，他仍然效命疆场；当刀枪之战基本结束时，他却又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四人帮”诬称张国华是“八级泥水匠”“统战部长”。1972年2月22日，时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的张国华将军，在主持解决四川大学问题的会议上猝然发病，倒在会场。毛泽东、周恩来立刻派出专家小组，连夜飞往成都抢救，但未能奏效，张国华永远离开了我们。周恩来叹息道:张国华将军走得太早了，中央正要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地走了，真可惜!3月11日，周恩来亲自到北京西郊机场迎接张国华将军的骨灰。随同周恩来前往的还有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三位元帅，以及郭沫若、李先念、余秋里、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久，中央召开四川问题工作会议，与会人员要求见毛泽东。毛泽东感慨地说：“不见了，再见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张国华一生不得清闲，他光荣殉职时，年仅58岁。他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优秀的指挥员，是解放西藏和建设西藏的功臣。张国华将军和平解放与建设西藏的杰出贡献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光耀史册。]]> 　　美军无视当地人警告
　　赫伯特·米勒中士来自纽约州的一个小镇。二战结束后他退伍还乡，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得在1947年重新入伍，成为骑1师8团3营的一员。1950年7月，当他被派往朝鲜参战时，再有6个月就满3年服役期。二战期间，米勒一直觉得诸事顺遂，但在朝鲜战场上每件事都磕磕绊绊，这就是为什么连里的士兵会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面糊”。
　　到达云山后，米勒偶遇一位朝鲜老农。此人告诉他，附近一带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其中不少还是骑兵。话虽不多，却言之凿凿，令米勒深信不疑。营部里却没有人相信他。成千上万的中国军队？还有骑兵？真是荒谬至极。最后这件事情不了了之。“好吧，”米勒暗想，“他们可都是情报专家啊，如果真的有中国人，但愿他们心中有数。”
　　接着，11月2日凌晨，营里突然炸开了锅。中国军队身着韩军俘虏的服装，成功地偷袭了美军。不过在米勒的好友、L连重武器排的比尔·理查森中士看来，潮水般涌来的中国人完全没必要伪装。片刻之前，营部里还都是美国兵，但眨眼间，这里已被中国军队占领。与此同时，在理查森左侧约350码开外的地方，L连也被中国军队一举击溃。]]> 　　张国福，40年前，他是全军闻名的特级战斗英雄。他参加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作战”、“进军四川”、“湘西剿匪”和“抗美援朝”等众多战役，因作战勇敢，屡建奇功，张国福先后荣立特等功一次、大功两次、小功五次，并荣获“四野”授予的“孤胆英雄”、“开路先锋”、“青年战斗英雄”等荣誉称号。他曾获得东北人民解放军英雄奖章两枚、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纪念章一枚、毛泽东奖章一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独立奖章一枚。1950年9月，张国福出席了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当时19岁的他是众多英雄中最年轻的一位。会议期间，张国福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切接见。
　　但是，这样的一位英雄人物，复员回到地方，对赫赫战功只字不提，甚至连他的家人也无从知晓。他甚至将原名“张国富”中的“富”改为“福”，在地方一家火药厂默默埋头工作40载，直到女儿一次路过西安，顺道到父亲所在的47军军部打探父亲的过去，才发觉她的父亲非同一般的经历。
　　参军经历
　　参军仅半年，16岁的张国福就在一次战役中孤身活捉了国民党军队一名中将
　　张国福是吉林榆树县新立镇人。1946年，他从家乡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1948年入了党，先后任班长、排长、副连长等职。参军仅半年，16岁的张国福就在一次战役中孤身活捉了国民党军队一名中将。
　　那是1947年5月，我军向东北国民党部队发起夏季攻势，张国福所在的独立三师九团负责攻打吉林市北面的江密峰。双方激战到下午3点多，还有345。6高地难以拿下。
　　此时，一营长、三营长、一连长和三连指导员都牺牲了，战友们也成批地倒下，张国福也打红了眼，趁我军炮火暂时压住对方火力，突地从掩体里跃起，不顾一切地冲到了对方指挥所面前，举着手榴弹，大喊一声：“投降不杀”！国民党指挥所里的人都吓傻了，乖乖地当了这个16岁的小战士的俘虏，这其中就包括国民党中将赵伯昭。指挥所被占，剩下的敌人乱了阵脚，我军则一鼓作气攻上山头，全歼江密峰守敌。战后，《猛进报》以《16岁放牛娃张国富活捉国民党中将赵伯昭》为题，报道了这段传奇的战斗故事，一下子使张国福成了独立三师的名人，并且被记大功一次。
　　初立战功-活捉中将赵伯昭
　　那是1947年5月，我军向东北国民党部队发起夏季攻势，张国福所在的独立三师九团负责攻打吉林市北面的江密峰。双方激战到下午3点多，还有345。6高地难以拿下。此时，一营长、三营长、一连长和三连指导员都牺牲了，战友们也成批地倒下，张国福也打红了眼，趁我军炮火暂时压住对方火力，突地从掩体里跃起，不顾一切地冲到了对方指挥所面前，举着手榴弹，大喊一声：“投降不杀”！国民党指挥所里的人都吓傻了，乖乖地当了这个16岁的小战士的俘虏，这其中就包括国民党中将赵伯昭。指挥所被占，剩下的敌人乱了阵脚，我军则一鼓作气攻上山头，全歼江密峰守敌。战后，《猛进报》以《16岁放牛娃张国富活捉国民党中将赵伯昭》为题，报道了这段传奇的战斗故事，一下子使张国福成了独立三师的名人，并且被记大功一次。 　　“快命令你的部队放下武器，不然我就与你们同归于尽”
　　功勋卓着-捣毁“胡家窝棚”
　　张国福最大的一次战功是在解放东北全境的辽沈战役中攻打胡家窝棚廖耀湘司令部的战斗中。
　　辽沈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发动，在毛泽东“这次决战不能让蒋军出东北”的指示下，林彪、罗荣桓率领的东北野战军连克昌黎、北戴河、绥中、兴城、义县、锦州等地，蒋介石急调廖耀湘指挥5个军12个师共10万人的“西进兵团”前来助战，被我军拦截在黑山、大虎山一带，双方短兵相接，又一场恶战开始了。 　　战斗打到“焦灼”状态时，张国福所在的部队知道敌军司令部就在他们战斗的一带，但会不会碰上，能不能拿下，他们也无法预测。
　　在攻打一个叫“胡家窝棚”的地方时，敌人的阻击炮火十分猛烈，几十次的冲锋，都因战士伤亡惨重，进攻无果。又一次冲锋被敌炮火挡住后，张国福假装被击中，伏在一片阵亡的战友身旁，没有退回阵地。当部队再一次吹响冲锋号，距离敌人最近的张国福投出一颗手榴弹后，借着手榴弹爆炸的短暂片刻，手持爆破筒一跃而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敌指挥所，向敌指挥官大喊：“快命令你的部队放下武器，不然我就与你们同归于尽！”就在敌指挥官被吓得不知所措的时候，身后的战友们已经冲了上来，敌指挥官一看大势已去，当即命令士兵停止抵抗。
　　“胡家窝棚”战斗一举摧毁了廖耀湘的司令部，使廖耀湘的指挥部失去指挥能力，大大加快了整个战役的前进速度。张国福手持爆破筒冲入敌人阵地被指挥战斗的师领导在望远镜中看得清清楚楚，战后，师长夸张国福是个“小英雄”。评功时，张国福被评为了特等功臣。
　　辽沈战役是我军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2万，一举解放东北全境。这一胜利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多年以后，在电影《大决战》之《辽沈战役》中，他们没有忘记那场对辽沈战役胜利起到特殊作用的“胡家窝棚”战斗；而在那场战斗中，只有张国福的战友们才知道，起着关键作用的，是张国福。
人生转折-卸甲归田
　　全国解放以后，张国福作为全军78位特级战斗英雄之一，光荣地出席了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挨个与英雄们敬酒，亲切勉励他们“好好学习，艰苦奋斗，再立新功。”张国福的战友回忆说，会议期间，毛泽东还接了张国福、郭俊卿等四位英雄到他住处去吃饭呢。
　　1951年，张国福随47军入朝作战，正值敌军发动大规模的“秋季攻势”，在临津江一带向我军进攻。当时参加进攻的“联合国军”有美骑一师、美三师、美二十五师，英联邦师、李承晚军第九师、泰国团、土耳其旅及希腊营，还有200余辆坦克，300余门火炮。每一场战斗都像“上甘岭”一样残酷。张国福所在的连在345。6高地上坚守七天八夜，在敌人日夜轮番狂轰滥炸下，全连战士除了张国福，全部阵亡，但就在张国福一人坚守的阵地上，也未让敌人攻上高地。
　　这次战斗中，胸部负重伤的张国福被转回国内，在长春疗伤。
　　几十年间，不要说单位的同事，就连他的儿女，只知道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别的都一无所知
　　从长春治疗康复后，张国福回到部队后就被送到湖南衡阳军校深造，但培训还没结束，张国福就提前结束了军校的深造，复员回了地方。
　　淡泊名利-改名张国福
　　张国福回到原籍吉林榆树后，当地政府对家乡的战斗英雄非常重视，经常请他作报告，讲述战斗经历，还准备安排他到县机关领导岗位工作。张国福却一心只想在家务农，不想做官，看看每天都生活光环中，在家乡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他就将原名“张国富”改为“张国福”，到了需要工人的鹤岗，在矿务局消防队干起了消防员。消防队解散后，他便留在矿务局所属的火药厂当了20多年的火药工，不是制造火药，就是坐闷罐车押运火药，再不就是装卸火药，直到1986年退休。
　　张国福到鹤岗时，档案、户口什么都没带，更别提复员证、立功证了。正是“悄悄合上功劳簿，隐瞒了累累战功”，做一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劳动者。几十年间，不要说单位的同事，就连他的儿女，只知道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别的都一无所知。
　　后来他对儿子解释说他回来的动机，他说曾经与他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都不在了，他不想借牺牲的战友们的光留在部队享受他们给我带来的荣誉。战争的胜利不是一人之功，合上功劳簿，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劳动，去创造和平生活。
　　默默耕耘-成为普通工人
　　在军校深造时，张国福收到许多各地的女大学生给他写的信，表达了对英雄的爱慕之情，但朴实的张国福还是与同一村的邻家漂亮姑娘任宝莲结了婚，过起了平凡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张国福一家7口挤在12平米的平房里，从进厂到退休，他都是四级工，从未涨过。5个儿女大多自谋职业，最困难的时候，张国福就带着十几岁的儿子天不亮捡煤矸子，省下班上发的饭拿回家给孩子吃。
　　一直觉得父亲有着不平凡的经历的四女儿一次路过西安，听父亲说47军军部驻扎在那里，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到西安47军军部探访，了解一下父亲的过去。在 47军部的荣誉室里，当讲解员向他讲起“孤胆英雄”张国富时，她惊呆了，墙上光荣榜那张照片那么熟悉，多么像父亲年轻时的照片。讲解员告诉她，张国富的英雄事迹不光47军史上有记载，还以《孤胆英雄张国富》为题上过小学课本呢。女儿经过仔细辨认，最后确认英模榜上的张国富就是自己默默无闻的父亲张国福。
　　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张国福只所以再也不向人提起他的过去、他的经历，实在是那场战斗在他心中留下太深的记忆。儿女们知道了他的辉煌过去，他再也不能隐瞒了，但他一提在朝鲜的那次战斗就哭，身边的人全没有了，枪林弹雨中，尸肉横飞，全连战友都牺牲了，他爬着回来向师长报告，说他们连基本完成了任务，师长指挥员们都哭了。
　　再后来，儿女们也就知道每次看到电影电视中战士牺牲的场面时父亲为什么哭了；看到贺龙、陈毅等军队高级将领挨整遭辱时父亲为什么哭了；但张国福看到高级干部贪赃枉法受处理时他也哭，儿女们就不明白了。最终，女婿忍不住去问他。张国福说，他哭，是因为他怕那些舍生忘死的战友打下的江山就这么被贪官蚀空、糟毁啊。
　　军魂逝去-遗愿是希望党和国家更好
　　张国福的多年军人生涯，即使当了百姓，也没有泯灭他对国家、对军队的热爱，对军人的关心。退休后，有一段时间他在山东生活，有一次过年时逛农贸市场，发现一个采购的战士的车不小心碰到菜堆上，菜场上人一看是个当兵的，觉得有油水可捞，纠缠着他，要他赔整摊子的菜，张国福大喝一声：“干嘛，你们想干嘛？孩子出来当兵，大年三十回不了家，为的是什么？你们谁敢动一下看看。让他走，你们有什么损失我替他陪。”人们一看是个威武的老者，也不敢再存非份之想，都散了。那名士兵很感激，看一身正气非同一般的张国福，忙问：“大爷，你是？”“甭问，跟你吃过一碗饭。”张国福自豪地说。
　　张国福住院期间，部队领导多次问他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张国福回答只有一句话：“希望我们党和国家好”
　　1997年，张国福经常咳嗽不止，到医院检查后发现，胸部已有积水。当时他的几个子女都已下岗，家庭经济拮据，很难拿出一笔钱为父亲治病。这时，儿女偷偷瞒着张国福找到父亲原部队的老上级、老战友，而40年间，张国福原团政治部主任、国家核工业部总公司核动力研究室设计院原党委副书记穆建华和老团长、基建工程兵副主任黎原以及47军编写军史的同志也都在苦苦地寻找这位战功卓着、却突然消失了的战斗英雄。 　　穆建华、黎原闻讯后，迅速将张国福接到北京，安排他住进解放军301医院。专家打开张国福的胸腔后很是吃惊，张国福的肺由于长年在火药厂工作，再加上多年战场上炮火熏染以及朝鲜战场上那七天八夜弹火下战斗，吸入大量的火药烟尘，他的肺膜厚得难以想像。
总政的领导来了，总参的领导来了，他们多次前来看望这位高风亮节、不居功、不自傲的特级战斗英雄。张国福流着泪说：“40年了，我就是想让大家忘了我，可你们还是没有忘记我。领导还记住我，我十分感激。”别的，他像从前一样，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张国福住院期间，部队领导多次问他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张国福回答只有一句话：“希望我们党和国家好。”
　　1998年7月11日，享受副师级待遇没多久的张国福在301医院永远合上了双眼。
　　继承遗志-子女不提任何要求
　　张国福去世后，部队领导把他5个子女找到一起，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和帮助。英雄的儿女像他们父亲一样，没有提出任何要求，甚至把部队写给当地政府请求对张国福子女予以照顾的信函也压了下来，没给各级政府添加任何负担。
　　张国福的骨灰按照解放军三总部的意见，准备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但张国福临终时说：“我在鹤岗搞了一辈子火药，还是让我回鹤岗吧。”他的骨灰被放到了第二故乡鹤岗殡仪馆烈士陵堂。
　　张国福事迹将走上银幕
　　]本月初，记者得到一个更令人振奋的消息，英雄张国福的故事得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创作办公室主任编剧康丽等人的关注，他们都为张国福的事迹所打动，正在编写以张国福为原型的剧本，作为《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军歌嘹亮》的姊妹篇，将在荧屏上与全国观众见面，展示我军乾部的崇高境界和另一种光辉的人生道路。
　　一个北京军迷的寻找
　　闫圣江是一个家住北京的军迷，他早年就听说我军一特级战斗英雄张国福的故事，但得到的都是一些零散的资料，为此，他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有关张国福的详细的、权威性资料。
　　2003年一个春日的周末，他又去了北京潘家园旧书摊闲遛，目光毫无目的地在一排排、一摞摞旧书中浏览。勐然间，他眼前一亮，他看到了一本书：《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模范人物代表大会纪念专刊。1950》。书是精装的，十六开本。紫色金丝绒包装烫金字封面，他蹲在那里小心翼翼地翻开了这本书。
　　这本书是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几十年定鼎北京后召开的唯一一次规模如此宏大的英雄代表大会专集。全国工农学商党政军都发来了贺电或贺函。新中国的领袖人物几乎都参加或参与了这次英雄大聚会。毛泽东主席为英雄、模范们题了词。
　　四百多万大军，仅选出三百零七名战斗英雄，而荣膺『特等战斗英雄』荣誉称号的只有七十八名。可见当时标准之高，资格审定之严。而年仅十九岁的张国福就位居这七十八名『特等战斗英雄』的精英群体之中！
　　闫圣江通过多方查找，找到了张国福的女儿张艺凡，张艺凡打开书，紧张焦急地翻了起来。突然她的目光凝固在那页书上，接着就把脸贴在了书页上，呜咽着说：『这是我爸，这是我爸？』
　　《大决战》创作组的感动
　　让闫圣江感动的是，为得到这本书而高兴万分的不单是老英雄的后代子孙们，还有老英雄当年的战友、首长和许多素不相识的朋友们。很多朋友都以一睹此书为快，询问此书的来历和历史。
　　老英雄的二女儿、四女儿从很远的地方赶来拜读这本书。他的小儿子张君耀要马上来京取这本书。他要把这本书作为传家宝，一代一代传下去。
　　老英雄当年的营指导员、后来的国家核研究所、核动力研究院一位领导穆建华老前辈，激动地打开书，欣然命笔题词。作为这段辉煌历史的铸造者，他们没有见到过记录着这片辉煌的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们正在朝鲜战场的硝烟之中。
　　英雄的故事不胫而走，在北京，很多媒体开始关注张国福这位『突然消失近半个世纪的共和国一特级战斗英雄』，为此，《中华儿女》的记者卓成华在为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出版的特刊上，写了长达数千字的文章，报道老英雄的事迹。
　　文章刊出后，海内外许多热心读者打来电话，表达了对英雄的关心，景仰之情。 　　这些人中，有八一电影制片厂创作办公室的主任编剧康丽，她是经典史诗影片《大决战》的作者之一；还有着名的作家奚青纹等人都为张国福的事迹所打动：这样的英雄不写，让我们去写什么？这是我们国家的主旋律啊！
　　据了解，张国福的故事将是继《激情燃烧的岁月》和《军歌嘹亮》『感动中国』的电视剧后，又是一部『展示我军高级乾部人生道路的影视剧作。』
　　这里，本报将英雄张国福生前的一些生活中感人的故事，也是影视剧中的重要情节，展示给读者，让大家对这位埋名我市多年的英雄更多一分了解。
　　毛泽东主席的厚爱
　　张国福十六岁参军时，正赶上解放战争大决战拉开序幕。他所参加的第一场战斗中，就活捉了敌将赵伯韬；在尔后的一次我军遭敌伏击的危险形势下，他又凭着个人的机敏与勇敢，使全连官兵化险为夷。他个人军旅生涯的光辉顶点是辽沉战役中的胡家窝棚战斗。当时敌我双方犬牙交错，溷战一团。张国福凭着个人的大智大勇，愣是只身冲了进去。在敌人因惊恐而熄火的刹那之间，后续部队纷纷压了上来。叫人没想到的是这儿是廖耀湘兵团的指挥部！这场战斗的胜利，瘫痪了敌军的指挥中枢，从而推进了整个战役的进程。
　　这次张国福荣立了特等功。被军史上称之为『起了天大作用的人』。这场事关全局的战斗，被后来史家称为奇迹。在经典史诗影片《大决战》，这一史实也有所交代。在而后的湘西剿匪、朝鲜战场，张国福也都留下了传奇般的故事。
　　就是在1950年那次的英雄代表大会上，向来风趣幽默的毛泽东主席把张国福从代表的人群中拉出来，让他与周恩来总理并肩站在一起。毛主席一脸严肃地打量着，张国福很紧张，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半天，毛主席才一脸灿烂地笑着说：『高矮差不多么。』领导人、将帅们、代表们也跟着笑了起来。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就这样向他的一名英雄士兵表达着自己的厚爱与希望。
老师长的回忆
　　张国福在朝鲜战场上当年的老师长黎原老将军，如今已是九十二岁高龄了，他说，当年朝鲜战场的345。6高地的那场阻击战，打了七天八夜，一连官兵，最后只爬回来张国福一个，血肉模煳的张国福向他报告：『首长，我们的阵地……』
　　那是叫张国福终生不忘的一场恶战。『联合国军』把所有的杀人武器都用上了。飞机，大炮，甚至化学武器，毒气弹…而我军连给养都难以为继了。那是怎样的七天八夜啊！地狱的炼火在考验着中国军人的忠诚与勇气。战斗到最后的时候，阵地上只剩下了连长张国福和他的副连长，与阵地共存亡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都争着把生的希望留给对方。在又一次打退敌人的阻击中，张国福身负重伤。一切通讯中断，副连长请求他马上回师部报告，我们的阵地要失守，请求支援。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身负重伤的张国福用皮带把一个伤号绑在自己身上，连滚带爬地撤出了阵地。而那个副连长和他的全体官兵却都把自己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战争结束后，作为军事精英他被部队作为重点培养对象，送到了湖南衡阳炮校深造。可就在这前程似锦的人生阶段，张国福毅然告别了部队，回归了生他养他的黑土地。从此隐姓埋名，过起了生儿育女，柴米油盐的日子。 　　张国福在鹤岗当了几十年的老火药工。多年战火的硝烟，在这个东北大地长出的金刚铁汉的胸膛里埋下了恶种，一九九八年春节前后，刚满六十七岁的老英雄，就乾咳发烧，鹤岗市大小医院都看遍了，就是治不好。子女们送他到了北京，共和国不会忘记自己的功臣，由军委总政出面，把他送进了三零一医院，可一切都晚了，他已是肺癌晚期，终究不治病逝。
　　最后一个军礼
　　当年张国福事迹报道者、后来的《解放军报》、《老年报》的主编前驱老人说，张国福的很多事迹就是从他的笔下走向全军、全国的。当时，正是他带领着这些英雄、模范们在全军巡回讲演。在前老的记忆里，张国福是一个乐观、爱笑的人。看问题的角度，往往出人意料，很独特。再就是他的军礼行得非常帅气，有着军人的挺拔与朝气，非常潇洒。前老说到这里突然沉默了，是啊，张国福在巡讲中，给无数战友行过无数次帅气的军礼。 　　那是在三〇一医院，张国福重病期间，总政派人来医院看他。
　　已经病入膏肓的张国福，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给他的后辈军人行了最后一个军礼。 　　他推开了扶着他的家属，手臂颤抖着，手指弯曲着，慢慢地抬了起来，这些年轻的军官们。明白了这军礼的含义。本来他们已走到他的病床前了，这时又肃然起敬地后退一步，立正，挺胸，眼里浸着泪花给老英雄回了一个帅气的军礼。
　　编辑本段张国福的评价
　　张国福身上有中国人最朴实的本质，成为特级战斗英雄后，每次接受记者采访就脸红，作报告，站起来敬个礼就完了。去作报告时，因山路崎岖，部队给他配一匹马，前面有个领马人，但张国福让领马人坐，他跟着走。他说他腿快，“不能让腿闲着，多练它，我还指望它以后打仗呢。”张国福对领马人说。
　　正是这不灭的英雄情怀，在张国福弥留之际，他仿佛又回到了战火纷飞的年代，军号响了，奋不顾身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喊出“向我开炮”的可歌可泣感人场景。
　　张国富，一个属于战争年代的特级战斗英雄；张国福，一个在和平年代所作所为并不逊色于他在战争时期壮举的英雄。
　　一个顶天立地的真英雄！]]> 　　我们在很多评书，戏剧和电影中经常能看到一些关于大刀王五，燕子李三，黄飞鸿、霍元甲等人的英雄侠义的传奇和事迹，而我们的共和国开国元勋许世友同志也曾是满清六大武林高手中的一员。
　　NO.1董海川
　　董海川生于清代嘉庆年间，河北省文安县米家坞人氏，从小就喜欢研究各家拳术，他经常远赴江南求师学艺。相传一天，他在桃花山上看到一个小和尚不断向树击掌，并盘树绕行，他自恃武功高强便上前和这个小和尚交手，结果被小和尚打得大败而归。于是他请见老和尚，虚心求教，历经几年，终于学艺圆满；临别之时，他师傅一再叮嘱他，虽然技艺已有成就，但是不要少年气盛惹事生非，他虽然满口允诺，但是回去之后依然意气用事，在一次与人争斗中，不小心伤人，便被官府缉拿归案，接着他净身为阉，之后便隐于京师肃王府中，做了一名司菜太监。
　　有一次，太极拳名师杨露蝉奉召在肃王府与府中的拳师们切磋技艺。在和一个拳师比武之时，不小心把拳师扔到于园网之上。手托菜盘由此经过的董海川，立即飞身上网救起了拳师。杨露蝉接下来便与董海川切磋起来，二人打斗多个回合，难分胜负最终握手言和。从此之后，太极拳便与八卦掌各立门户，桃李盈门，流传后世。
　　NO.2大刀王五
　　提起大刀王五的名字大家应该不会陌生，此人算得上是近代武林响当当的巨头。他的武功与事迹传说最广，传奇色彩浓厚，他本人也是一个传奇。王五是北京人，他本姓白，八岁时就成了孤儿。他和弟弟沿街讨饭，讨到了北京顺兴镖局，镖局的王掌柜看他长得相貌不凡，就收留了他，认为养子，改姓王。王掌柜去世之后，他就继承了镖局。由于他行侠仗义、为人直爽、武功又高，就被人叫做“大刀王五”。
　　王五是地道的绿林豪客，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结交甚广，上到王公显贵，下到街头混混。而且他广泛的社会关系使他与当时的许多名人大事联系起来。谭嗣同“去流肝胆两昆仑”，据说“两昆仑”就是说康有为和王五。不过他最后在抗击八国联军时英勇就义。
　　NO.3霍元甲
　　霍元甲字俊卿，祖籍河北省东光安乐屯，为精武体育会创始人。霍元甲自幼跟随父亲霍恩第学习武艺。他天资聪颖，毅力惊人，功艺长兄亢进，在兄弟之中出类超群。后来霍元甲以武会友，融合各家之长，将祖传“秘宗拳”发展为“迷宗艺”，使祖传拳艺达到了新的高峰。
　　霍元甲侠肝义胆。戊戌变法失败，大刀王五遇难，他与刘振声潜入京城，盗回大刀王五的首级，并取得《老残游记》作者刘鹗协助，将义士身首合葬。宣统元年，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登广告，侮辱我们是“东亚病夫”。霍应友人邀赴上海约期比武，他的声威使奥皮音未敢交手即破胆而逃。孙中山先生曾赞扬霍元甲“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之信念和将霍家拳公诸于世的高风亮节，亲笔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1910年9月，日本柔道会会长率十余名技击高手与霍较艺，败在霍的手下，后再，在酒席宴上被日本人下毒毒害，9月14日身亡，终年42岁。
　　NO.4王子平
　　王子平，回族人，他生于武术之乡河北沧洲的一个武术世家，他从六岁开始便和杨洪修学艺，精查拳、八极拳、龙泉剑，早岁行商关东，后投身军伍，以武术教练将士。和佟忠义并称“沧洲二杰”，有“神力千斤王”之称。王子平一生充满传奇色彩，闪耀着爱国主义精神，1919年，俄国大力士康泰儿在北京中央公园献技，势甚嚣张，王子平激于义愤，当众击败对手。后又接连挫败了西方大力士马志尼、阿拉曼、柯芝麦、沙力文。在青岛时，曾遭日帝宪警围攻，王子平把他们一一掷至楼下，表现了我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精神和魄力。
　　他博采各家之长，推陈出新。他的青龙剑就是吸取了西欧击剑和日本剑道的优点，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而创造的。为抗美援朝捐献大炮，他率领全家参加义演。王子平又是一个着名的伤科医生，在晚年，他以高超的医术解除了许许多多患者的病痛，还创编、出版了《祛病延年二十势》，深受群众欢迎。
　　NO.5燕子李三
　　燕子李三，原名李景华，1898年生于京东蓟县。幼时随叔父到沧州落户，艰苦度日。沧州习武之人众多，他也跟着学了点武艺。因其禀赋较好，身体轻快，渐渐地，爬墙上树易如翻掌，非一般人所能比。由于家境贫寒，及其年纪稍长便开始四处偷盗，曾在河南、湖北等地屡屡作案，有一次竟然偷了洛阳警备司令白坚武家的财物，名声大振。
他曾隐姓埋名到少林寺学艺，几年苦练，功夫大进。此后，他沿着平汉线来到平津一带活动，曾在北平右安门外关厢居住，放开胆子大量作案，他的作案对象不是小家小户，而是深宅大院、高墙阻隔、护卫森严的富家大户。他甚至到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府邸行窃，还偷过国务总理潘复、执政秘书长梁鸿志等人的财物。每次作案后，为显示自己艺高胆大，燕子李三还故意戏耍权贵，仿效传奇小说中诸如花蝴蝶、白菊花等大盗的做法，把一只用白纸叠成的“燕子”插在作案的地方，显示自己明人不做暗事。“燕子李三”的绰号便由此得来。但是当他被擒并处死时，却很少有人为他的遭遇感到同情和惋惜。
　　许世友同志1905年2月28日出生于今河南省信阳新县乘马岗区许家洼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少年时，他因家贫给武术师傅当杂役，又到少林寺学习武术，老师为云游武僧林子金。后来投身革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共和国开国元勋。他一生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处事果断，雷厉风行，有开拓新局面的气魄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他在病重期间，仍对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极为关注，对祖国前途充满着必胜信心，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党的赤诚之心。
　　许世友一生都从未中断过武功操练。至于老将军的武功到底有多高，谁也说不上，只是说他从少林寺下山后曾三拳打死地方儿子，一拳打死一个土匪。据说有一次，许世友视察东海舰队时将60多斤重的铁锁举过头顶，许世友视察东海舰队时，见水兵正在锻炼，他将60多斤重的铁锁举过头顶，风趣地说：“水兵能举，老将也能举。”许世友的武功虽然没有达到传说中的水平，但他在当时的国家体育背景下，这样的水平已经是极为惊人了。]]> 　　匈奴的英文名是hun，也是破坏者和野蛮人的代名词，从中可以看出欧洲人对匈奴的恐怖记忆。公元1世纪，在东方已成为“丧家之犬”的北匈奴，逐渐向西逃亡，最后深入到欧洲腹地，不仅找回了昔日的荣耀，还引发了欧洲社会的大变动，从而改变了欧洲历史。
　　北匈奴退出蒙古高原
　　汉武帝对匈奴的猛烈反击，大伤了匈奴的元气。到西汉晚期，匈奴发生了分裂，呼韩邪单于率部归顺汉朝，而流窜到中亚与汉朝为敌的郅支单于也被汉将陈汤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为理由消灭掉了，汉匈关系从此走向和解。东汉初年，在匈奴贵族中反汉的势力重新抬头，导致匈奴再次分裂，南匈奴归顺汉朝，而北匈奴则坚持与汉为敌，经常发动对南匈奴和汉人的掠夺。
　　而当时东汉刚刚建立，国力还属于恢复期，因此，直到汉明帝时，才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反击战。公元73年，汉军四路出击北匈奴，窦固、耿忠的汉军一直追击到天山一带，并夺取了伊吾（今新疆哈密）。汉和帝时，又发动了针对北匈奴的反击战，公元89年，窦宪、耿秉率领汉军大败北匈奴，一直追击到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公元91年，汉军再次出击北匈奴，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败北单于，北单于只得向西逃窜。至此，东汉对北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而与汉为敌的北匈奴，则受到汉与南匈奴的合击，已无法在漠北蒙古高原立足，只得退出蒙古高原向西逃窜。
　　北匈奴西迁的第一站：伊犁河流域
　　与其说是西迁，还不如西逃贴切一些。在公元91年北单于战败后，率残部西逃至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国，在其立足后，仍然出没于天山南北，实施掠夺。公元119年，北匈奴攻陷了伊吾（今新疆哈密），杀死了汉将索班。为了对付西域的北匈奴，东汉朝廷任命班勇为西域长史，屯兵柳中（今新疆吐鲁番一带），班勇于公元124年、126年两次击败北匈奴，西域的局势开始稳定。在班勇离职后，北匈奴势力又重新抬头，汉将斐岑于137年率军击毙北匈奴呼衍王于巴里坤（今新疆巴里坤），公元151年，汉将司马达率汉军出击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击败北匈奴新的呼衍王，呼衍王率北匈奴又向西撤退，拉开了第二次西逃的序幕。
　　北匈奴西迁的第二站：锡尔河流域
　　锡尔河是中亚的内陆河，流经今天的乌兹别克、哈萨克等国，注入咸海。在汉时，这里是康居国。北匈奴在西域遭到汉朝的反击，已无法立足，大约在160年左右，北匈奴的一部分又开始了西迁，来到了锡尔河流域的康居国。至于北匈奴人在康居的活动，因为缺乏史料记载，就不得而知了。
　　北匈奴西迁的第三站：顿河以东、里海以北
　　大约在公元290年左右，北匈奴出现在顿河以东的阿兰国，这段历史在我国《北史.西域传》和罗马帝国的《历史》中，都有过记载。北匈奴杀死了阿兰国国王，彻底征服了阿兰国。
　　北匈奴西迁的第四站：顿河以西、多瑙河以东
　　凭借着在阿兰国的休整和补给，北匈奴彻底恢复了元气，掠夺、贪婪的本性让他们对顿河以西的草原垂涎不已。公元374年，匈奴在大单于巴兰姆伯尔的率领下，渡过了顿河，向东哥特人发动了进攻，东哥特人哪里是匈奴人的对手，经过奋战，依然惨败，一部分东哥特人只得向西逃窜，逃到了西哥特人那里，匈奴尾随其后，追击到西哥特人居住地。西哥特人在德涅斯特河（流经今天的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摆下军阵，准备迎击匈奴，而匈奴人则趁夜晚偷偷从德涅斯特河上游渡河，然后抄袭西哥特人军阵背后，西哥特人惨败，只得向西逃窜至多瑙河。
　　后经罗马帝国皇帝的批准，东、西哥特人得以渡过多瑙河，进入到罗马帝国避难。此后，由于罗马帝国对哥特人残酷的压榨，逼迫哥特人又起兵反叛，公元378年，罗马帝国皇帝瓦连斯亲征哥特人，结果被哥特人杀死，帝国遭受到沉重打击。而此时的匈奴，由于占据了南俄罗斯大草原，暂时稳定了下来。
　　占据南俄罗斯草原后，匈奴人的活动
　　在打败哥特人，占据南俄罗斯草原后，匈奴人得以休整，人口开始急剧增加，同时，小部分的匈奴骑兵仍然在骚扰临国：一股匈奴骑兵渡过了多瑙河，与哥特人一起骚扰罗马帝国；另一股匈奴人，于公元384年进攻美索不达米亚，攻占了爱德沙城；还有一股匈奴人于396年，侵入了萨珊波斯帝国。整体而言，匈奴人这段时期，基本是以在南俄罗斯草原休整为主，为下一步的大规模入侵积蓄力量。
　　匈奴乌尔丁大单于的活动
　　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而此时的匈奴正处于乌尔丁大单于的统治。乌尔丁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他曾对东罗马帝国色雷斯省总督说过，凡是太阳能照射到的地方，只要他愿意，他都能征服。公元400年，匈奴在乌尔丁大单于领导下，又开始向西大规模入侵，一举夺得了整个多瑙河盆地，并一度攻入了意大利，这一事件的连锁反应就是逼迫多瑙河流域的各部族为躲避匈奴人，只得向西罗马腹地进军，公元410年，西哥特人攻陷了西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西罗马帝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然而乌尔丁大单于的宏图大志还未实现就一命呜呼了，公元408年，乌尔丁率军骚扰东罗马帝国，在抢得大量财物准备撤退时，遭罗马人的袭击，乌尔丁大单于就这样战死在沙场。
匈奴帝国的建立
　　在疆土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以匈牙利平原为统治中心的匈奴帝国，在奥克塔尔大单于时已基本建立起来，单于王庭稳定在今天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附近，这个军事帝国成为东、西两个罗马帝国最严重的威胁。乌尔丁大单于死后，匈奴帝国沉寂了一段时间，而在奥克塔尔大单于率领下，匈奴帝国又开始兴盛起来，奥克塔尔死后，他的兄弟卢加继承了王位。
　　卢加大单于在公元422年和426年两次蹂躏东罗马帝国的色雷斯和马其顿，逼迫东罗马帝国皇帝向匈奴帝国年贡350磅黄金，此后，东罗马帝国又被迫在边境向匈奴帝国开放互市，来确保边境的安宁，匈奴人的荣耀终于在西方找了回来。
　　阿提拉大单于统治的确立
　　434年，卢加单于去世，他的两个侄儿阿提拉和布列达共同继承王位，各掌管一部分领土。两位单于即位不久，便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要求东罗马皇帝交出匈奴的叛逆，还要年贡翻番，由350磅黄金上涨到700磅黄金，东罗马皇帝受武力胁迫，只得答应。445年，布列达单于神秘的遇刺身亡，阿提拉成为匈奴帝国唯一的大单于。阿提拉更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家伙，在他的率领下，整个欧洲都沉浸在对匈奴的恐惧之中，匈奴帝国的鼎盛时期来到了。
　　鼎盛时期的匈奴帝国
　　阿提拉大单于独自掌权后，马上就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不过战争的矛头却指向了北欧和东欧。在北欧和东欧，盎格鲁撒克逊人为躲避匈奴人，逃亡到英伦三岛，而许多日耳曼和斯拉夫人的部族战败，纷纷向匈奴投降。在巩固了东方和北方后，阿提拉大单于在447年大举进犯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军队接连战败，匈奴的骑兵一直深入到达达尼尔海峡和希腊的温泉关，严重威胁到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安全，东罗马帝国皇帝被迫求和，双方在448年签定和约，东罗马除了马上向匈奴支付赔款6000镑黄金，年贡也由700磅黄金涨到2100磅黄金。至此，匈奴帝国的疆域东到里海，北到北海，西到莱茵河，南到阿尔卑斯山，盛极一时。而东罗马帝国经过匈奴的长期劫掠和年贡的沉重负担，财富已基本耗尽，于是，阿提拉大单于又将目光投向了西罗马帝国。
　　阿提拉的高卢战记
　　450年，阿提拉大单于在完成了对东、北、南的征服后，将矛头指向了西罗马帝国。该年，阿提拉派使者来到罗马，要求娶西罗马皇帝的妹妹荷诺利亚公主为妻，并要求西罗马帝国拿一半的国土作为嫁妆。如此过分和羞辱的要求，自然遭到西罗马皇帝的拒绝，于是阿提拉大单于以此为借口发动了对西罗马的战争。
　　当年，阿提拉集结了大批匈奴战士以及被征服民族的仆从军，号称50万，渡过莱茵河，向西罗马的高卢（今法国）发动进攻。高卢的城市就如同草原上猎物一样，被匈奴人一个接一个地摧毁，最终匈奴军主力又围攻高卢重镇奥尔良。
　　此时，面对共同的敌人，西罗马人和西哥特人暂时放下他们的争斗，组成联军来救援奥尔良。面对联军，阿提拉放弃了对奥尔良的围攻，开始机动迂回，寻机与敌决战。公元451年6月20日，阿提拉的匈奴大军与西罗马、西哥特联军，在今天的巴黎市郊展开了大决战。战斗打得非常惨烈，仅过了一天，双方战死者就达15万人，最终，西哥特国王战死，余部也撤离战场，而匈奴也损失惨重，无力再进攻，只得退回莱茵河，重新积聚力量。
　　上帝之鞭对西罗马的惩罚
　　452年，得到休整的匈奴帝国再次发动了对西罗马的战争，被称做“上帝之鞭”的阿提拉开始了对西罗马的惩罚。阿提拉率领的匈奴军队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攻入了意大利。意大利北部地区遭到了匈奴人疯狂的攻击，北部所有的城市都被匈奴人摧毁。此后，匈奴人攻占了重镇阿奎莱亚，挥师直捣帝国的首都罗马城。西罗马皇帝万分惊恐，只得派罗马教皇利奥一世与匈奴人议和。此时，匈奴军中突发瘟疫，而东罗马帝国的援军也快到达罗马城，因此，阿提拉便答应议和，但在撤军前仍扬言，如果西罗马皇帝不把他的妹妹荷诺利亚公主送到匈奴，他还会来攻打西罗马。就这样，罗马人眼睁睁地看着匈奴人满载着抢夺来的财物扬长而去，只留下意大利北部的一片废墟。
　　阿提拉神秘的死亡与匈奴帝国的瓦解
　　453年，阿提拉大单于又娶了一名少女为妃，然而在新婚之夜，阿提拉却神秘地死在了婚床上。阿提拉死后，他的儿子们为争夺大单于之位，打起了内战，匈奴帝国在瞬间瓦解崩溃了。匈奴帝国的内战，给了被奴役民族以机会，454年，东哥特、吉皮底人组成联军，在匈牙利打败了匈奴，从此，匈奴人被迫又退回了南俄罗斯草原。
　　在461年，阿提拉的一个儿子妄图重建匈奴帝国，发动了对多瑙河流域的东哥特人战争，遭到失败。468年，他又发动了对东罗马帝国的战争，结果自己战死沙场，从此匈奴人逐渐沉寂了下去，直至被历史彻底遗忘。
　　后记
　　匈奴帝国崩溃不久，深受匈奴摧残以及匈奴引发的蛮族西迁影响的西罗马帝国也彻底走向了绝路，公元476年，日耳曼雇佣军攻占了罗马城，末代皇帝、6岁的罗慕洛被俘虏，西罗马帝国自此灭亡，标志着欧洲封建时代的开始。]]> 　　麦克阿瑟疯狂北犯，斯大林让金日成向中国请求“特别的援助”。毛泽东一生有两件事最难下决心，其中一件事就是1950年出兵朝鲜。政治局会议引发争论，毛泽东急召“彭大将军”入京。毛泽东欣然接受黄炎培先生建议，“支援军”改为“志愿军”。彭德怀临危受命：“如果没有苦，要共产党员干嘛？”苏联出尔反尔，志愿军推迟入朝。“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周恩来带着出兵和不出兵两种方案，秘密访问苏联。毛泽东最后拍板：“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未雨绸缪
　　1950年，毛泽东57岁，正处于精力充沛、思维敏锐、经验丰富的颠峰状态。
　　在这位伟人身上，时常同时存在两个极端相反的气质，务实与浪漫、“虎气”和“猴气”，政治家与诗人，文人士大夫式的高雅志趣与农家子弟的朴实作风，对书本的“崇拜”与批判，“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自信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自嘲……他很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严肃认真、咄咄逼人；他坦率、外向，感情充沛，提倡活得真实，“性不好束缚”，可也有时腼腆内敛，不露城府；他既谦恭、豁达，又高傲、敏感，他做事细致严谨、明察秋毫，但作风却粗犷洒脱、不拘小节；具有成就大业的忍让耐心，一旦需要则当机立断，决不坐失分秒……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毛泽东在他辉煌的一生中都在不断超越自己，向别人所认为的不可能挑战，并且以之为乐趣。经过国内革命战争锻炼的炉火纯青的毛泽东军事艺术将在另一个战场上得到检验，并上升到另一个世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当同美国在朝鲜战场的较量过去很多年之后，美国人才终于承认，他们曾经面对的是多么伟大的对手。尼克松写道：“他的思绪显然像闪电一样敏捷。”基辛格则写道：“我从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是一个值得美国敬畏的人，没有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的较量，毛泽东恐怕不可能赢得世界对他高度的尊重。”
　　从朝鲜战争爆发那天起，身在中南海的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战略敏感一直在关注着战争的进展，他要求总参谋部随时向他汇报朝鲜半岛的战况进展。
　　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内，毛泽东伫立在窗前，手指夹着一支点燃的烟，望着院内的几株老树和地面上的斑斑树影，凝神沉思。他在想，6月上旬，担负攻台战役的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刚进京汇报了攻台的准备情况，朝鲜内战就突然爆发了，美国出兵干预朝鲜事务，还毫无道理地派出第7舰队公然侵犯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太猖狂了！
　　突然，听到了脚步声，代总参谋长聂荣臻魁梧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视线内。毛泽东向书屋的门口踱了两步，对来者说：“你来得正好呀，我正要找你。怎么样，朝鲜半岛情况怎么样？”
　　聂荣臻说：“主席，我就是来向你汇报朝鲜战场的情况的。已经证实，美国第8集团军参加了地面战斗，看来美国武力干涉朝鲜的决心是下定了。”
　　毛泽东示意聂荣臻坐下，自己颔首沉思一会儿，然后说：“朝鲜半岛的形势可能要恶化。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国人民想休养生息而不能呀。这个形势我们是估计到的。”
　　毛泽东又踱向窗前，猛吸了一口烟，说：“中国是一定要统一的，美国企图用第7舰队阻止解放军解放台湾是徒劳的。三年内战，美国出动空军、海军援助蒋介石，结果怎么样？司徒雷登夹起皮包走人，蒋介石龟缩到了台湾。我就不信，一个第7舰队，就能把中国人民吓住。”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那个在东京的麦克阿瑟是个战争狂，他率美军参战后，北方是吃不消的。战火很有可能会向北蔓延。美国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可能从鸭绿江方向入侵我国。然后会让蒋介石从东南沿海进攻大陆。这个危险一定要考虑到。”
　　聂荣臻忧虑地说：“我们需要有所准备。”
　　毛泽东注视着聂荣臻，若有所思，说：“不能小看朝鲜半岛的形势。发展下去会很快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和远东的和平，而且可能引起世界大战。告诉恩来同志，立即召开军委会，研究一下，立刻组建东北边防军。”
　　居仁堂坐落在中海和南海的交界处，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西式建筑，也是中南海里旧建筑中最庞大的一栋楼。7月7日这一天，居仁堂里将星闪耀，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长聂荣臻、四野司令员林彪、总政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肖华、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总后部长杨立三、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军委作战部长李涛、摩托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踏着红漆木地板走进会议室，陆续在会议桌旁就座，气氛肃穆而紧张。
　　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抬起那张全国人民熟悉的面孔，炯炯有神的目光投向各位将帅，说：“同志们，朝鲜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已组成了所谓的‘联合国军’，由美国指派司令官统率‘联合国军’去南朝鲜协助李承晚作战。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向我党和我国政府通报了朝鲜人民军与美24师以及南朝鲜军的战况。现在根据毛主席批示，召开这样一个会议，专门研究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国的国防问题以及支持朝鲜独立统一战争问题。”
接下来，李涛走到地图前简单介绍了朝鲜战争的进展情况。
　　周恩来严肃地说：“形势是不容乐观的。朝鲜军队的实力与美国、南朝鲜相差太远，朝鲜战争长期化很难避免，这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主席指出，将来战局可能要危及我们的国防，东北边境可能出现危机。我们要考虑用什么部队加强东北边防。总参考虑用哪个部队合适呢？”
　　聂荣臻胸有成竹：“我们建议使用四野的部队。”
　　周恩来赞许地点点头，转过头来问：“林彪、荣桓同志，你们的意见呢？”
　　老成持重的罗荣桓长期任职四野，他首先回答：“朝鲜的陆地与我国东北毗连，地形、气候差不多。用四野部队比较合适。”
　　面无表情的林彪点头也表示同意。
　　朱老总说：“用四野的部队可以很快进入情况，不知作战部考虑用哪几个军，这些军队到达东北边防要用多长时间？”
　　聂荣臻说：“作战部有一个初步意见，用现在部署在中原地区的军委战略机动部队13兵团的38军、39军、40军这3个军9个师。考虑到3个军的兵力少一些，增加42军。已经同军交部门研究过，40军由广州出发，限24日到东北；38、39军15日由信阳、漯河出发，限8月1日前到东北。42军直接到辑安。这4个军12个师，预计本月下旬至迟月底，可全部到东北边防。同时还有3个炮师、4个高炮团调安东、辑安等地集结。另外，四野再调工兵团、战车团、骑兵团各一个。全军24万人，月底全部可以到达指定地点。”
　　朱老总点点头说：“这是我们的精锐了。38、39军都是井冈山红军的老底子发展起来的，40军是抗日战争时山东的老部队，打过硬仗、恶仗，是经得起考验的。”
　　周恩来说：“这支部队我们起个名字，可以叫支援军，我与朱老总、林总、罗荣桓同志研究，建议由粟裕、肖华、李聚奎3人组成边防军领导。粟裕为司令兼政委、肖华为副政委、调四野副参谋长李聚奎担任后勤司令。”
　　“粟裕不是正在组织攻台吗？”刘亚楼说。
　　周恩来说：“攻台问题得先缓一缓了，东北边防放到第一位了。”
　　停顿了一下，周恩来又说：“还有一个问题，请大家考虑是派13兵团黄永胜到东北，还是另考虑别的将领。”
　　罗荣桓说：“朝鲜战争的作战对象主要是美军，美军用的是现代化兵器。黄永胜粗一些，我考虑15兵团的邓华去比较合适。邓华善于动脑子，是个儒将。”
　　除了林彪，四野的几位将领都默然点头，13兵团司令黄永胜是林彪的爱将，虽然打起仗来又猛又狠，但却有个“击鼓冲锋，鸣金玩妓”的臭毛病，这种人品自然不适合应付极其复杂的朝鲜战事。
　　周恩来也点头同意说：“那就考虑邓华。”
　　简短高效的会议结束了，仅仅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会后，周恩来、聂荣臻连夜整理出会议决议呈批件，交毛泽东审阅。
　　午夜，毛泽东的书房里，灯火通明。
　　习惯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一面仔细审阅着中央军委《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的呈批件，一面在迅速地思考着，事实已经证明，美国是不讲任何信誉的，要准备同美国打。军委采取这些措施都是未雨绸缪之计。13兵团这几个军到辽南，颇为合适，必须把能战斗的部队放到前沿。他对这几个将领人选也是满意的，邓华是能胜任的。于是，他蘸蘸墨汁，在一页信笺上龙飞凤舞地批示：
　　荣臻同志：本日会议决议事项同意。请即按此执行。原件存我处。
　　毛泽东
　　7月7日24时
　　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动员的号角就此吹响，解放军历史上空前的南北大运兵开始了！
　　一切都按照总参的计划在有条不紊地运行。在千里铁道线上，兵车辚辚，穿梭不息，几十万大军不分昼夜从全国各地同时向东北进军。
　　最先动起来的是位于广州市东山的15兵团总部，邓华的15兵团机关与黄永胜13兵团机关对换，率领原13兵团的3个军迅疾开往东北，番号仍为13兵团。38军号称四野的“天下第一纵”，40军则是赫赫有名的“旋风纵队”，39军也是善打硬仗的精锐之师。在解放战争中，这3支劲旅从东北打到海南岛，令国民党军闻风丧胆，被民间俗称为“林彪三只虎”，此时，这支具有光荣战斗传统的王牌部队又增加了年轻的42军，更是如虎添翼。
　　40军不久前创造了“木船渡海解放海南岛”的奇迹，正从海南岛撤回，在前往广州的急行军路上，接到了开赴东北的命令。于是，40军指战员火速从广州坐火车经武昌向东北进发。
　　38军、39军正在河南大搞生产，一幅“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景象，甚至已将部分装具改成了农具，由于长时间未充分训练，有的炮筒里麻雀都做了窝。此时接到命令，很快以雷厉风行的速度做好准备，分别从信阳、漯河上火车，日夜不停一路绿灯地向鸭绿江边奔去。
　　此时，又出现了几个意外情况，在东北边防军的领导之中，粟裕将军因身患重病，在青岛疗养不能到职，肖劲光任刚刚组建的海军司令员，工作上离不开，肖华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总政日常工作，也分不开身。因此，这三位边防军主要负责人都不能到职视事。7月23日，军委决定东北边防军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指挥，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军委对第13兵团的领导也进行了加强和调整。7月19日，身经百战的名将韩先楚被任命为第13兵团副司令员。此时，邓华又想到了被广东军区留下任副司令的洪学智，这位共事多年的老战友不在身边，他老觉得是一个缺憾。
　　邓华也多次提出调洪学智就职兵团副司令员，但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是决不肯轻易放掉自己手下的这员虎将的。
　　邓华正在着急，但洪学智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8月9日，洪学智由广州来北京中央军委请示工作。不料，一下火车就遇到了早已在此等候的邓华。邓华神秘地笑着说：“同志哥，你来得好呀，来得非常及时呀！”洪学智一时摸不着头脑，急问：“怎么啦？”
“有很重要的事情，一会儿林副主席要同你谈。”当时林彪已从四野调到中央军委工作。
　　“同我谈什么问题？”
　　“现在还不能泄露！”邓华笑了笑说。
　　等他们来到林彪住所，林对洪说：“你来了好啊！先吃饭。”
　　他们三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谈。林彪说：“洪学智同志，东北边防工作需要你，已经确定了，你到东北去。”
　　“我？”洪学智一怔，“我去能起啥作用呢？”
　　“让你去，就是要你去发挥作用的。”林彪说，“今天邓华同志就要出发到朝鲜了解作战的情况，现在第13兵团几个军已经在鸭绿江边上布防了。邓华同志一走，很多工作没有人管。这些部队，都是你熟悉了解的么，是四野的几个老部队么。所以你们得赶快去东北集合部队，指挥管理部队。今天吃了午饭就走，火车票已经弄好了，马上就走！”
　　“这次我来北京是奉叶剑英参座的命令向军委请示问题的。”洪学智说，“叶参座还等着我回话哩！”
　　“不行，来不及了。”林彪看了看表说，“现在朝鲜战局很紧张，加强东北边防的任务很急，叶剑英司令员交给你的任务，你打电话或者写封信和他说一下，让他另选人接管你的工作。”
　　“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洪学智又说，“连换洗衣服也没带，怎么也得回去拿几件换洗衣服吧？我现在还长了一身大疱疮，也得回去治治呀！”
　　“那没关系！”林彪好像看出了洪的心思，说：“衣服你到东北那边去找几件吧，大疱疮你也到那边去治吧！”
　　“不能让他回去。”邓华笑着说，“他跑了，不回来怎么办？”
　　就这样，当天下午1点多钟，洪学智就随邓华登上了开往东北的火车。在车上，邓华才向他交了底。“让你去边防军，是我向军委和毛主席建议的。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他们认为我的建议有道理，也很有必要，很快就同意了。”邓华说，“我正急着要你来，谁知今早赖传珠政委打电话说你到北京来了，你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说着两位老战友都放声大笑起来。
　　1950年8月，朝鲜战事正酣，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直趋洛东江，“联合国军”龟缩到釜山防御圈，胜利的天平似乎倾斜到人民军这边。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仍保持冷静的头脑。当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开会，分析研究朝鲜局势，并做好迎接战争的准备。
　　“朝鲜战争有短打、长打、大打、原子弹打等几种可能。”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可以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他要军委电告高岗，要东北边防军加紧准备，一定要在8月底，最迟不得超过9月底做好一切战备工作。他提醒说：“不要事到临头来不及哟！”
　　“最近金日成首相发布命令，要使8月份成为完全解放朝鲜领土的月份。”周恩来说，“而且，据报，人民军在几个点上已经胜利地突破了洛东江防线，不知他们有没有对敌人在后方登陆问题有所准备？”
　　“我看形势不容太乐观。”毛泽东又转向周恩来：“莫斯科方面不知对此怎么看？”
　　“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提出一个和平提案，要求停止朝鲜境内的敌对行动，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
　　“这个提案好，我们要表态支持；不过，杜鲁门是不会接受的。人民军打到了洛东江，如果一停火，外国军队一撤出，那不是把朝鲜交给了金日成吗？杜鲁门怎么会同意呢？可是，僵持下去，对朝鲜人民军不利，我看他们速战速决的时机已经失去了。恩来同志，你认为怎样？”
　　“美国为了维持它在西方世界的威信，一定会在朝鲜孤注一掷，目前正在加紧调兵遣将，战争的规模在不断扩大。我们必须密切注意战局的发展变化，做好战局恶化的准备。”
　　“对待战争挑衅者，一是不怕，二是敢打；我们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真理在我们一边，在人民一边，真正大打起来，战争的结局决不会是美帝国主义好战分子的一厢情愿。”毛泽东停了片刻，呷了一口茶又说，“这个美帝的手伸得太长了，别个国家的内战，他非要远渡重洋来干涉，硬是想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人民要革命，民族要解放，这是一个潮流，它美国怎么管得过来？！”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军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大意。他在讲话里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这些极而言之的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不惧怕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做了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要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强国直接较量。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为了支持苏联代表在联合国的提案，8月7日《人民日报》以《拥护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为题发表社论。社论指出：“我们中国人民愿与全世界一切正直的政府和正直的人士联合一致，共同支持苏联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议，并使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从美国侵略者的魔掌下获得自由，使它恢复其原来的和平保卫者的光荣地位。”
　　8月20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当月的主席、苏联代表马立克和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宣布中国完全支持马立克提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坚决主张：安全理事会在解决朝鲜问题时，必须有47,500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必须邀请朝鲜人民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并且在朝鲜应停止军事行动，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否则即不可能合理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并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负起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立即采取措施，迅速制止美军违反国际法与人类道德常规的暴行。”
　　但是，美国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一再抗议和谴责，也不理睬中国和苏联等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和主张，而继续扩大战争。8月下旬，美国侵略朝鲜的空军飞机，多次“误入”中国领空，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地区辑安、临江、安东等地的火车站、机场等建筑物，杀伤大量无辜平民。对此，周恩来外长致电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提出严重抗议。同时，致电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制裁侵朝美军飞机侵入中国领空的严重罪行。
　　在朝鲜战场，美国继续增加兵力，扩大战争规模。至8月中旬，美国陆续投入到战场上的地面部队已有步兵第24师、第25师和骑兵第1师共4个师1个旅，总兵力达7万余人。参加“联合国军”侵朝的其他国家的军队也开始陆续调往朝鲜，首先来的是英国第27旅。加上南朝鲜军，总兵力已达15万人，而正在实施反攻的朝鲜人民军只有6万人！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已发生明显的变化。
　　为了准备战局可能的逆转，8月下旬，根据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调在华东地区准备用于解放台湾的宋时轮指挥的第9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和在西北地区刚刚结束剿匪作战的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的第19兵团(辖第63、第64、第65军)分别集结于津浦、陇海两铁路线，以作为东北边防军的二线部队，与此同时，在东南沿海地区，也作了防止台湾国民党部队登陆袭击的部署。8月26日，中央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再次主持召开国防会议，检查东北边防军的各种准备情况，并决定向苏联订购装备，加速空军、装甲兵、炮兵(包括高射炮兵)的建设，以便适应我军一旦参战后的需要。9月6日，50军被编入东北边防军，从而使其增加到5个军。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毛泽东以惊人的战略嗅觉洞察到了中国可能面临的危险，作出了组建东北边防军这样一个具有远见的战略决策。由于当时国内几乎未建立战备物资的储备，运输条件又非常差，东北边防军从动员到入朝参战用了3个多月时间，许多准备工作甚感仓促。可是美军凭借其高度的机动力从突破三八线到进至鸭绿江边只用了十几天。假如中共中央不是从最坏的结局设想，提前组建东北边防军，待朝鲜战局恶化再临时准备，战争的进程如何就难以想像了。
　　隔了6年之后，毛泽东在会见苏共代表团时讲起这件事，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2个军，总共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过来了。”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还惋惜地说：“可惜那时候只有5个军，那5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7个军就好了。”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1950年9月15日晨5时，毛泽东、周恩来认为对人民军最为不利的情况终于发生了。麦克阿瑟亲自导演的仁川登陆作战击破了人民军的软肋。美军在次日控制了仁川，又占领了汉城，将人民军置于南北夹击之中。战争形势对朝鲜人民军越来越严峻了。
　　在美、南朝鲜军攻占汉城，进逼三八线，以战略速决吞并全朝鲜、危及中国安全的紧急时刻，北京通过各种渠道，发出了正义的警告之声。但美国却置若罔闻。
　　朝鲜求援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迎来了建国后的第一个国庆节。
　　国庆之夜，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在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大片升腾而起的焰火把夜空点缀得多姿多彩，明亮的探照灯光柱，在空中欢快地跳跃，广场上，欢声笑语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天安门城楼上，红灯高悬，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和人民共度第一个国庆狂欢之夜。他们高兴地交谈着，不时被奇光异彩的焰火所吸引……
　　广场上沉浸在节日欢庆气氛中的人们没有想到，就在10月1日这一天，从朝鲜传来消息，所谓的“联合国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夜深了，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乘车返回中南海。
　　在菊香书屋，毛泽东习惯性地点燃一支烟，凝视着墙上那幅巨大的世界地图，目光良久地停留在朝鲜半岛和中国领土台湾。这些在面积上的弹丸之地，注定要吸引全世界的眼球，还要无数生命为之流血牺牲。
　　“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桌上，放着两份电报。一封是朝鲜党和政府关于中国出兵给予援助的请求，另一封是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的电报。
　　斯大林在电报中沉不住气了：“朝鲜同志们的情况变得令人绝望。……在汉城地区，朝鲜同志没有任何可以抵抗的部队，可以认为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是不设防的。”建议中国：“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指挥员统率。”
　　金日成的电报则直接发出求援的请求，“……(联合国军)如要继续进攻且进入三八线以北地区，则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克服此危急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请求您给予我们以特别的援助，即在敌人进攻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情况下，极盼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我军作战。”
出兵还是不出兵？房间烟雾弥漫，隐约可见毛泽东在来回踱步，不停地抽着香烟，那浓重的烟雾告诉人们，他正在为这一牵动国家民族以及千万人命运的决策紧张地权衡利弊。
　　尽管毛泽东对出兵已有思想准备，但是要使一个刚从战火中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血与火的考验，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美国决一雌雄，下这个决心要有何等的气魄和胆略！中美两国的国力相差十分悬殊。1950年，美国钢产量8,77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
　　而当年中国的钢产量是多少呢？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只有100亿美元。美国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具有最强的军工生产能力。就连实力雄厚的苏联，也不愿因为援助朝鲜而冒同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中国出兵会不会导致同美国直接对峙？美国轰炸重工业基地东北和内地大城市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十分慎重考虑的问题，稍有疏忽，都会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况且，他还要有充分的理由和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同志们，他们在出兵的问题上也意见不一。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
　　菊香书屋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2日凌晨2时，一夜未合眼的毛泽东决定致电高岗、邓华：
　　“(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他还通知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时间又过了半个小时，毛泽东走到卧室，斜卧在一张单人的大床上，借着床头落地灯的光亮，仔细阅读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的《战况报告》。这时他又坐了起来，若有所思，然后拿起电话，告诉周恩来：“让德怀同志速来北京。”
　　1950年10月1日，古都西安。正举行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解放军第19兵团7,000多名指战员同22万群众一起，迈着整齐的步伐通过观礼台。
　　观礼台上的彭德怀举手向队伍还礼。他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52岁的彭德怀个子不高，精神矍铄，气势凛然，帽檐下的两鬓已有些发白。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头号战将，他在历次战争中的卓越战功几乎和他经受的磨难一样多，在以后的日子里，那些曾经的侮蔑、歪曲、丑化、颠倒黑白都无法抹去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个无私无畏、刚正不阿的“真正的人”，一颗中华民族历史天幕上永远不灭的巨星。
　　游行队伍载歌载舞、喜气洋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响亮的口号响彻全场，彭德怀听得非常分明，那是：
　　“保卫新生的祖国，反对美国侵略朝鲜！”
　　远在西北的彭德怀一刻也没有停止关心和分析朝鲜战场的形势。10月2日，刚刚过了国庆节，彭总在办公室听完秘书杨凤安报告的最近消息，自言自语地说：“我总觉得快了，中央不会再让大家等下去的。”
　　果然，10月4日，彭德怀正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会议室召集厅局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大西北的经济发展问题。
　　彭总正在听各个部门的领导汇报情况。当汇报到进疆部队的干部情况时，他插话说：“新疆有十几个少数民族，各民族宗教风俗习惯不同，语言文字不同。一定要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各族人民一起大力从事生产建设，迅速恢复对苏贸易，在平等互惠的原则下，实行中苏经济合作，克服因难，繁荣经济，使新疆成为重要工业基地之一……”
　　彭总说话提高了嗓门，声音越来越高。正当他在兴头上，杨凤安领着一位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走进会场。他们两人绕到彭总的侧面。彭总刹住话头，询问地注视着杨凤安。
　　“这是中央办公厅的李同志，北京正在开会。毛主席派他来接你来了……”杨凤安说。
　　彭总眉毛一扬，“呵？”
　　“飞机在午饭后起飞。”杨凤安说，看了看表。
　　“这么急呀？”彭总不无惊讶地说，“我们还没有研究完呢。”
　　中央办公厅的那位李同志也说：“中央正在开着会，让立即把你接到北京，他要马上听一听你的意见。”
　　“好吧。吃过饭立即出发。”
　　1950年10月4日下午，一架银灰色的里－2型专机从西安机场呼啸着起飞了。这时，古都西安还沉浸在建国1周年纪念的节日气氛中，没有什么人注意到这架专机。也不会有更多的人知道，机舱里坐着的是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彭德怀。连他的妻子浦安修也没来得及送行。
　　从此时，彭德怀告别古都西安，奔赴北京，然后又走进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窗外一碧万顷，秋高气爽，偶尔有几朵白云在慢慢悠悠地飘荡。白云下蜿蜒的黄河，连绵的山峰和辽阔的平原渐渐从舷窗下隐去。
　　彭总端坐在舷窗前，岁月的黄沙打皱了他的面额。此时，他缓缓地合上因操劳过度而愈发干涩的双眼，让思绪随着云海流动……突然间，“朝鲜半岛”这四个大字出现在他的脑海中，他毕竟是个具有高度敏感和清醒头脑的军事家：美国鬼子仁川登陆后就放胆前进。现在，美第8集团军正在从陆地向北推进，第10军从元山登陆，李承晚的第1、2军团也分别沿东海岸和中部战线北进。人民军的退路已完全被切断。朝鲜形势危急，北朝鲜面临着被美、李占领而不复存在的威胁。现在，朝鲜那边已经是十万火急。古语说，唇亡齿寒，我们不能坐视不管。他想到这些，立即考虑如果是研究形势与军事问题，他必须拿出自己的看法。他打开军事秘书杨凤安为他准备的朝鲜地图册，端坐在窗口翻看三八线附近的地名……
地面上逐渐出现了首都北京的轮廓。
　　下午4时许，专机飞抵北京西郊机场上空。
　　顷刻，里－2专机向布满降落显示标志的机场飞去。飞机敏捷、平稳地着陆。彭德怀从机舱内跨到扶梯上，迅速而稳健地走下扶梯，身后有两个军人随同而下。
　　飞机旁站着四五个军人，举手敬礼，迎接彭德怀进入了小轿车。几声车门声，数辆小汽车飞速地驶出了停机坪，向机场大楼驶去。
　　迎候的人传达毛泽东的交待，要彭总先到北京饭店休息一下。但他却严肃急切地说：“先去中南海。”
　　长安街上人流如潮水，在马路两侧举旗高呼口号，反对美国侵略朝鲜。彭总在车内侧身看着这沸腾的人群，若有所思地往后靠去，舒适地躺在座位上。稍刻，眼睛里闪烁着慰藉的光芒。
　　汽车通过具有中国古建筑风格的西四牌楼，很快进入新华门。中南海内，一片寂静。汽车行驶在湖畔，穿过高大的古柏林荫，停在丰泽园门前。彭德怀急忙下车，快步来到颐年堂前时，周恩来总理首先迎出来与他握手。周恩来解释说：“彭总，会议在下午3时就开始了，来不及等你。”
　　彭德怀随同周恩来一边说话一边步入会议厅。
　　毛泽东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参加会议，都站起来和他握手。毛主席说：“彭老总，你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的军队已开始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问题。大家正在发表意见，请你也准备谈谈你的看法。”
　　彭德怀入坐。他立即感到会议的气氛显得很严肃。和他同舟共济、在戎马生涯中度过了几十年的朱总司令见了他也没说几句话。有的同志更是只握手不说话。他立刻感到这是一次不寻常的政治局会议。他转脸扫了一下会场，发现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此时是1950年10月4日。中南海颐年堂。
　　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集中了新中国党政军主要领导人，正在讨论决定是否出兵朝鲜的重大战略问题。
　　政治局成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邓小平、张闻天、彭德怀、林彪、李富春均出席了会议。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新闻署署长胡乔木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眼窝深陷，连日来的思虑，使他显得衰老了许多。毛泽东继续主持会议：“恩来，你接着说。”
　　周恩来：“……美军仁川登陆前，我们曾经考虑过，美帝打过三八线后，是否会停止，而后转为外交上的谈判。在敌人占领汉城之后，尼赫鲁曾经对我说，三国外长会议已经说好，不过三八线。但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他们要稳住中国，过三八线。为此，我曾召见印度驻华大使，表明我们的态度。今天，敌人向北推进的行动并没有停止下来。”
　　聂荣臻插话：“……南朝鲜军已经深入到三八线以北了，矛头直指鸭绿江。而且美帝的飞机早已飞过鸭绿江，对我边防城市多次进行轰炸。”
　　周恩来继续说：“朝鲜那里的局势非常严峻，金日成首相已经做好上山打游击的准备。10月1日，他托外务相朴宪永带来一封亲笔信，急盼我们出兵援助。”
　　会场里出现短暂的沉默。
　　毛泽东见许多人并不积极发言，知道他们坚持不出兵的意见，于是毛泽东说：“关于出兵援朝问题，大家还可以摆出不利和有利条件。各抒己见嘛。”
　　高岗坐在彭总旁边，悄声说了一句：“中央已决定出兵朝鲜。”
　　彭总：“那为什么还讨论这个问题？”
　　“有不同意见嘛……有人担心。这是个大战略问题要慎重……”高岗回答。
　　此时林彪不紧不慢地发了言：
　　“主席让我们摆摆出兵的不利条件。我赞成，我认为，我国已经打了20多年仗，国内战争创伤急待医治，部分地区尚未解放，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元气没有恢复。我们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力很弱。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同美军较量过。我们出兵参战，仗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倘没有把握把美军顶住，反而把战火引到我国东北那就糟了。我看还是加强东北边防为好。”
　　周总理：“让侵略者得逞，它会得寸进尺。”
　　高岗插话：“等到苏联红军直接参战或同我们共同出兵，比现在我们单独出兵好。”
　　彭德怀静听没有发言。
　　会议出现了争议。
　　林彪站起，敞开嗓门不阴不沉地说着意见：“我军打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有把握的。但美军有庞大的陆海空军，有空海军优势，有原子弹，还有雄厚的工业基础。”
　　林彪接着做出结论：“朝鲜只有几百万人口，而中国近五亿人口，打烂一个五亿人口的国家拯救一个几百万人的朝鲜，是不划算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打这一仗。”
　　林彪的发言得到不少与会者的共鸣，普遍表示，出兵问题应慎重从事，大多数的倾向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好不要打这一仗。”
　　毛泽东听完与会者的各种意见，感到顾虑太多，在会议的最后讲了以下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
　　毛泽东的最后这番话，是动了感情的。早在10月2日，在金日成的请求和斯大林的鼓励下，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当机立断，拟派林彪率兵入朝。但令毛泽东失望的是，林彪称病推辞。遂决定派彭德怀挂帅出战。会议还决定10月4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因此，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但是，看到会议的这种氛围，在多数人有疑虑的情况下，毛泽东对受强国欺凌而面临亡国危险的友好邻国以极大的同情心说出了他的心底语言，显然表明他的倾向。他急召彭总进京，也是寻求支持者，希望彭德怀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发挥重要作用。
彭德怀是在会议开了1个多小时后才赶到会场，还不了解会议进行的全部情况。所以彭总进入会议厅坐定后，只是侧耳静听。从几位发言中，他才知道对支援朝鲜意见有分歧。他很清楚这问题事关国家的命运，所以当场未轻易发言表态。但听到毛泽东最后讲的那段话后，他倾向毛泽东的意见。他后来追述他当时在会场对这个问题的考虑时写道：“内心想是应该出兵救援朝鲜。”会议开到下午7时左右，毛泽东宣布休会。散会后，毛泽东向彭德怀走过来说：“德怀同志，你今天赶到北京，也没休息，一定很疲劳吧？今晚好好休息，明天上午请你到我这里来，我们对出兵问题交换一下意见。”
　　当天晚上，彭德怀到北京饭店三楼309号房间休息。当他走进房间内，看见屋顶耀眼的花灯，踏着地上红彤彤的地毯，这位长期住惯了茅屋、草房、土炕、窑洞的统帅，感到很不自在。
　　打开窗户，彭德怀走到北京饭店的阳台上。仰头望望星空又俯看长安大街，繁星和灯火连成一片，十分迷人。他扶栏沉思，战争已迫在眉睫，没有多少回旋余地了。作为一名为共产党打了22年仗的老军人，多么希望永远不再拿起手中的钢枪，难道又要打一场更残酷的战争？！他深深叹了一口气，战与不战，并不是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所能决定的。
　　夜深了，忧国忧民的“彭大将军”却两眼凝视着雪白的天花板，久久不能入眠。“你们说的都有道理，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么说，心里也难过。”毛泽东的话在他脑海里回荡。
　　事隔十几年后，1968年9月，彭德怀因反党罪名被关押，在自述中写道：
　　“……美国占领朝鲜与我隔江相望，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威胁我上海、华东。它要发动侵华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老虎是要吃人的，什么时候吃，决定于它的肠胃，向它让步是不行的。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不同美帝国主义见个高低，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是困难的。我把主席的四句话，反复念了几十遍，体会到这是一个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指示。我想到这里，认为出兵援朝是正确的，是必要的，是英明的决策，而且是迫不及待的，我想通了，拥护这一英明决策。”
　　第二天，中南海菊香书屋。
　　毛泽东身穿驼色大衣，吸着烟，边散步，边思索。彭德怀由一个青年--毛岸英陪同而来。毛泽东微笑着迎上前去。
　　三人坐在沙发上，毛泽东说：“昨天会上，你老彭一言未发，这可不大像你哟。”
　　彭德怀说：“这次来北京，我虽然猜出可能是什么事，但满脑子里还是西北建设。而且没想到参不参战的分歧会有那么大，想多听一听。”
　　毛泽东：“这个会是我提议开的，专门让党内党外的同志和朋友摆摆参战不利的因素。昨天傍晚，林彪、高岗两个同志还在我这里谈了很久，仍劝我不要出兵，说弄不好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倒和斯大林同志的担心一样。”
　　彭注视着毛泽东显得异常疲惫的面孔，斩钉截铁地说：“照我的意见，一个字，打！”
　　毛泽东愣了一下，盯住彭德怀。
　　彭继续说：“该听的已经听完了。”
　　毛再问：“何人挂帅？”
　　彭德怀：“请主席定。”
　　毛泽东单刀直入：“你老彭如何？”
　　彭德怀：“服从！”
　　毛泽东夹着烟的两根手指一抖，显示出他内心的感激与激动之情。
　　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讨论出兵援朝的会议上，彭德怀发言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最多就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就是了。否则，等美国占领了整个朝鲜，将来的问题会更复杂。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摆在我们家门口，它想发动侵略，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与其晚打，不如早打，打完了再建设。”
　　话音刚落，毛泽东紧接着发言：“这几天，不少同志讲了很多不能出兵的理由，但是不能忘了，朝鲜人民和朝鲜党的同志在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是为中国革命的事业流过血的。现在他们的民族处在危急时刻，有一百条理由一千条理由驳不倒一条理由，那就是我们应该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友邻有难，就要挺身支援。见义勇为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不错，美国的大炮比我们多，但历史不是大炮写的。我们横下一条心，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打我的手榴弹。总之一句话，当今世界，任何人想随意欺压、宰割别人，都是不允许的！到头来都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喝了一口茶，毛泽东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不错，我们可以写出百条千条理由不出兵，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敌住6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即使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还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国的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我国的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至此，毛泽东一锤定音，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策经过充分讨论正式做出。]]> 　　“文革”初期，在林彪、“四人帮”一伙风头正健的时候，不但敢于挺身反对、抵制“文革”错误，而且还敢于与毛泽东面对面进行抗争，这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唯有谭震林一人。
　　1967年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在怀仁堂开碰头会。与会人员壁垒分明：左边是当时响当当的左派领袖人物：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谢富治：江青缺席，王力列席。右边是：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还有谷牧和余秋里。会议室中间坐着召集人周恩来。
　　这次碰头会是接着2月14日的会议开的。在那天会议上，叶剑英质问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啊！”还质问：“上海造反派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过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你们究竟想干什么！”陈伯达、康生、张春桥被问得哑口无言。
　　几天会议，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2月16日这次斗争进入了高潮。
　　在这次碰头会上，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为解救被上海造反派关押的陈丕显率先拍案而起。他指着张春桥的鼻子严厉责问：“为什么要迫害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究竟有什么问题，你们揪住不放？”
　　“群众不答应啊！”张春桥阴阳怪气地答道。
　　“什么群众？”谭震林被激怒了，“你们还要不要党的领导？”他指着中央文革那几个人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照这样下去，你们干吧，我不干了，不跟了(指紧跟毛泽东)，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我也要跟你们斗争到底！”说到这里，谭震林索性豁出去了，提高嗓门说：“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第一，我不应该活到今天：第二，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第三，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说完便拂袖而去。
　　当谭震林拿起风衣往外走时，陈毅喊了一声：“不要走，要在这里和他们斗嘛！”接着，陈毅便对佯装镇静的康生说：“除了整人，还能干什么？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
　　叶剑英趁机配合道：“老干部是国家财富，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要治病救人嘛！不能动不动就打倒，照这样下去，人身安全还怎么保证？还怎么做工作？”
　　饱尝揪斗之苦的余秋里气得浑身发抖，愤怒地拍着桌子说：“这样残酷地对待干部！照这样下去，下次再揪斗我就不去，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吧！”
　　李先念不失时机地批评了《红旗》杂志一篇社论引起全国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当周恩来为此间陈伯达、康生时，他们明明看过这篇社论，而且陈伯达还是签发人，但当面却撒谎，矢口否认看过。
　　聂荣臻说：“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是不教而诛。”他接着说，斗干部株连家属是“落井下石”不安好心。
　　这就是“文革”初期被定为“二月逆流”实为“二月抗争”中的名震全国的“四帅”、“三老”“大闹怀仁堂”。
　　由于江青等人恶人先告状，“大闹怀仁堂”的事激怒了毛泽东。两天后，即2月18日，毛泽东亲自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为江青一伙撑腰打气。毛泽东在会上大发雷霆“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下到！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大不了我同林彪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谭震林气愤地打断毛泽东的话，不但声明自己没有错，而且当着毛泽东的面，再度重申自己“三不该”：“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不该跟你干革命，也不该活到65岁！”
　　毛泽东愤然离开了会场。
　　在那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谭震林不但面斥张春桥，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直面抗争，而且还当面顶撞毛泽东，说出那一番有天没日、即使在今天也足以让国人震惊不已的言辞极为激烈的话。这样的话要是从别的人嘴里喷出，无疑是要被怒斥为“罪大恶极”、“反动透顶”的，即使不被杀头也很可能得把牢底坐穿，然而谭震林仅被毛泽东责令“请假检讨”。尽管“文革”中，谭震林也吃了一些苦头，但比起惨死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比起同为惨死的功高盖世的彭德怀、贺龙两位元帅，他要幸运得多了。历经浩劫，不但保全了性命，而且在康生、“四人帮”肆虐的1973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当选为中央委员，实属一大奇迹！
　　笔者认为，这大概跟谭震林资深望重有关。在井冈山时期，谭震林跟毛泽东并肩战斗，为创建和巩固井冈山苏区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毛泽东结下了生死之缘。
尽管毛泽东时为中央委员，但在受湖南省委领导的湘赣边界，与谭震林同为边界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三篇《井冈山的斗争》这篇文章足可佐证。《井冈山的斗争》是毛泽东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在报告的重要之处，谭震林的名字就出现了四次：
　　“五月二十日，边界(指湘赣边界--笔者)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第一届特委委员二十三人，毛泽东为书记……九月……谭震林代理书记。”
　　“十月……召集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了谭震林、朱德、陈毅……毛泽东等十九人为第二届特委会委员。”
　　“五人常委，谭震林(工人)为书记，陈正人(知识分子)为副书记。”
　　“前委是十一月重新组织的，依中央的指示，经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谭震林)、一工人同志(宋乔生)、一农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
　　一个人的名字，能在毛泽东早期的一篇着作中连续出现四次，唯谭震林一人，这也许就是谭震林得以幸免于难的根据之所在。试想，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无忌的“文革”中，若毛泽东不发话或暗示“要保护谭震林”，那么以“大闹怀仁堂”而名播华夏的“谭老板”，不死于非命，那就是他的天大的“造化”，哪还能当选为中央委员？
　　相关阅读：谭震林为何被毛泽东当众称为“谭老板”？（凤凰网）
　　核心提示：有人说，叫他谭老板，是因为毛主席叫起来的。在一次会上，毛主席叫他：谭老板，说说你的意见。主席带头叫，别人跟着叫，老板老板的，很快叫顺了口。
　　上到毛泽东主席，下到农口的一般工作人员，都称谭震林为“谭老板”。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大闹怀仁堂”这一说法，出自“四人帮”之口，却成了老一辈革命家向邪恶势力抗争的代名词。
　　人民大会堂的批斗大会上，谭震林宁死不肯低头，有人动手打了他一个耳光，他说，这件事我永生不能忘。
　　谭老板与江青的关系是人们说的比较多的，他说“我要是跟了江青，我的官比谁都大！”
　　上到毛泽东主席，下到农口的一般工作人员，都称谭震林为“谭老板”。这个称谓从何而来？
　　中国革命史中人物，有别名、绰号者甚众。细细考证，别名绰号的来源大致有两个方面--
　　以形象特征得名者居多。周恩来早年蓄有漂亮的络腮胡子，人们便称之为美髯公。朱德的胡子也颇茂盛，因而红四军将士也称他为“朱胡子”、“胡子军长”。他当时的妻子任若兰，英姿勃勃，脸上有浅白麻子，人们干脆叫她“麻部长”(她曾做过妇女部长)。罗瑞卿的个子高，年轻时消瘦修长，便得了一个“罗长子”的绰号。李作鹏眼睛不好，戴了墨镜，便被人们喊为“李瞎子”……
　　有些绰号、别名与职务分不开。称叶剑英为“参座”或“叶参座”，是因为他当过八路军的参谋长。称彭德怀、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人为“老总”，是因为他们总管过一个地区、一个方面的党政军事工作。
　　谭震林却得了一个与形象和职务都无关的雅号--“谭老板”。他身材不高，大约不足1米60；面色不白，甚至还可以说有点黑，肚皮不大，还不如跟他多年的警卫员老沈肚皮大。这些，都与“老板”的形象相去甚远。要讲职务，他当过司令员、政治委员、省委书记、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这些都与“老板”不搭界。
　　然而，“谭老板”的名声却是人们公认了的。上至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下至新四军的普通战士都如此称呼他。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当着许多人的面，称赞他：谭老板，你这一炮放得好哇！在另一个会上批评他：谭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谭震林分管的农林口，人们更是把“谭老板”挂在嘴边，汇报工作时，开口便是“遵照老板的意见……”“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对“老板”的称谓也有了兴趣，经过多方调查写了一篇《雅号“谭老板”的考证》刊登在《新农大》报上……
　　“老板”必有些来历。
　　《新农大》报上说，“老板”之称，来自浙江杭州，是杭州解放后所得。这想必是那时报纸凑不够版面，东拼西扯起来的，当然不足为凭。
　　那么，“老板”到底来自何时何地？
　　“老板”的战友、“老板”的亲属以及党史、军史研究专家的回答各异，甚至大相径庭。
　　有人说，叫他谭老板，是因为毛主席叫起来的。在一次会上，毛主席叫他：谭老板，说说你的意见。主席带头叫，别人跟着叫，老板老板的，很快叫顺了口。
　　有人说，因为他是店员出身，开店嘛自然是老板，所以，“谭副总理就成谭老板了”。
　　有人说，叫他谭老板，起初是开玩笑。他不激烈反对，反而笑呵呵，所以越叫越响，叫得快把原名都取代了。
　　还有人说，老板的名字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新四军工作时，因执行任务的需要，化装成老板模样，对外称老板。以后就沿袭下来，习惯成自然，大家都称他谭老板。
　　经过一番认真考证，笔者认为，这后一种说法真实性最大。他的部下、战友多数以为此种说法有道理。
194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发电给中共江苏省委称：
　　现为加强东路工作，已调谭震林同志去组织军政会，以统一党军指挥，不日出发。
　　这份只有几十字的电报，引出了许许多多的故事。
　　当时，谭震林正在安徽省的泾县。他的妻子田秉秀(葛惠敏)已经是怀孕9月有余，眼看就要临盆。军令如山倒，妻子一边为他整理行装，一边抹眼泪。他只能安慰说:“你放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妻子理解他，他也很为自己不能在妻子身边而感到内疚--这毕竟是新婚刚一年，而且是自己第一次做父亲啊！
　　“你身体不好，自己要注意。”妻子嘱咐他。他患肺病尚未痊愈，还不时咳嗽。
　　谭震林没有时间儿女情长，他匆匆告别妻子，乘着月夜上路了。
　　此行的目的地是“东路”，即津浦路东段的“苏太常”“澄锡虞”地区（苏州、太仓、常熟、江阴、无锡一带的简称）。
　　坚持苏南抗战，是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它西有日本侵华派遣军司令部及汪伪政府所在地南京，东临早已沦陷的上海市，中间是国民党江苏省政府所在地苏州。要在这一带发展抗日武装，坚持抗日斗争，确实责任重大。
　　为了确保安全，谭震林和随行人员都进行了一番伪装。谭震林化名林俊，身份是上校衔的国民党“三战区参谋主任”。
　　“从今以后，谁再叫出谭司令，我就不客气噜！”谭震林这样说。
　　他的两个警卫员，一个化装为马夫，一个是挎盒子枪的。而随行的廖海涛化名廖涛，是林俊的“秘书”，俞炳辉化名张德标，职务是“侍从副官”。
　　他们用特殊手段，制作了通行证，堂堂正正写好，去东路“检查工作”。--这个“国民党三战区”的“检查小组”，行色匆匆，奔走在皖南到江苏的路上。
　　行程是异常艰辛的。从皖南到苏南，本来并不算远的路程，走了整整18天。到达新四军江南总指挥部水西村后，他们稍事停留，又匆匆赶路。
　　此时，谭震林的衣着打扮已经是“鸟枪换炮”了。--雪白的衬衣，毛料西裤，外披哔叽长衫，头顶黑色礼帽。走路时前呼后拥，俨然一派“大老板”的神气。这还不够，他还借用延陵镇一家绸布店老板的名字搞了良民证，证上的名字是：李明。
　　谭震林甩甩衣袖，对同行者们说:“我走几步，你们看看，像不像老板！”
　　说完，迈起四方步，把肚子挺一挺，摇摇晃晃，逗得人们大笑不止。
　　“笑什么？像，还是不像？”
　　“像是像，就是有点太摆架子。”
　　“不摆架子怎么行，我看很像。”
　　同行的吵吵闹闹，谭震林却说:“像不像三分样。我尽量摆出老板的样子，有什么破绽，你们替我弥补着点。”
　　“老板”的正式称谓，自此而始。
　　“良民证”上是李老板，实际姓氏应为谭老板，按照化名，应为林老板。姓氏上容易出错，干脆把姓省略去，一律称“老板”。
　　几天以后，老板出现在常州街头。
　　到了常州，住进了一家“萃昌豆行”。老板的“买卖”越做越大，改行经营起豆类来了。--由日本人签发的通行证上，他又变成了豆行的老板。
　　不要小看这张通行证，有了它，在苏州一带活动就畅行无阻。谭震林能够得到它，全凭“萃昌豆行”的小伙计，我们的地下交通员张建林。他买通各种关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到了这个证件。
　　虽说有了证件，谭震林仍然十分谨慎。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此，到了苏州以后，住进东来旅馆，“老板”对他的“伙计”们说:“累是累点，可今晚都去看电影。”
　　有随行者不解其意，谭又悄声告诉他们:“小心为好，看电影比在旅馆更安全。”
　　这伙“商人”连看两场电影，回到旅馆已是深夜。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又在老板带领下登船直奔常熟。
　　在常熟，大老板遇到了一对小老板。
　　董浜镇的“涵芬阁”茶馆，是我党秘密交通站。店老板是陈关林、陈二妹夫妇。他们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讲湖南话的老板。
　　对此，谭震林记忆颇深刻。直到晚年，他还说:“1940年，我到东路，一来就到董浜的陈关林茶馆店，这位关林嫂，就是茶馆店的老板娘，曾经接待过我们。”
　　至于京剧“沙家浜”，取材于这个小茶馆，那是另外的事了，我们不在此处赘述。
　　谭震林在常熟没有停留，连夜前往徐州市“民抗”司令部驻地。
　　第二天，太阳初升的时候，老板以很不协调的衣着，出现在“江南抗日义勇军东部司令部”和中共东路特委、常熟县委等同志的面前。
　　不几天，队伍里便传开了这样一句话：
　　“上级派来了个老板！”
　　按理说，事情结束了，“老板”的称呼也就该结束了。谁知这称呼不仅没结束，反而越叫越响了。
　　这其中，有人叫着好玩；有人觉得他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叫“老板”也合适；他自己也没有及时宣布该结束这称呼，所以就叫下去了。他大概也没想到“老板”的称呼会伴随他的后半生。]]> 　　天空，呈现着血光；太阳，被血液浸染得通红。血一滴一滴地流淌而成河流，从祁连山北麓冰天雪地的山川脚下流入沙尘滚滚、戈壁荒凉的河西走廊，融入广袤的高远、荒野、云空，以沉默的方式写在历史的无字碑上……
　　枪声、炮声从1936年冬天响起，远远传过1937年，直到今天。阴霾的天空中雪花飞舞，一个个铿锵贞烈的姐妹面对狂奔而来的铁蹄，牙缝里咀嚼着怒火，乱发飘扬成旗帜，怒目观天，眸子里燃起一缕缕的刃光，刺入祁连山高高的峰巅。
　　巍巍祁连山不会忘记，76年前，有一支“妇女抗日先锋团”，为打通国际通道，她们与红西路军一道西渡黄河，在穿越河西走廊途中遭到西北军阀马步芳部的围追剿杀。“娘子军”们与敌人浴血奋战、碧血黄沙，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震古烁今、感天动地的英雄篇章。2002年9月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对她们作出了高度评价。
　　时光荏苒，76年过去了。如今，在早年去世的红西路军老战士们的墓碑上，斧凿刀刻的字迹已经模糊。今年7月下旬，贵州省组成军地慰问团，千里迢迢远赴甘肃省兰州市八里镇，看望慰问了96岁高龄的贵州籍红西路军女战士陈慧芳老人，听她讲述了心中那尘封已久的故事。
　　陈慧芳老人依稀记得，她的老家在贵阳市白马洞街上，十几岁时母亲突然离家出走。一天，她在寻找母亲时遇见红军，于是就参加了红军，被编在少先团。她说：“那时，吃的困难，穿得破烂，我们抽空就自己打草鞋。过草地时饿得吐酸水，闻到战友们烤皮鞋的味道都觉得香得很。后来我被编进妇女团。打腊子口那一仗，我们妇女团也上了，死伤不少。后来过腊子口，到会宁，三个方面军会师。红军部队渡过黄河西征时，我们唱着战歌，好雄壮啊！”
　　7月23日下午，慰问团一行驱车沿着河西走廊，向当年红军西路军征战地高台进发，去追寻、探访当年红西路军战斗的足迹。途中，车内播放的长征组歌，把人们的思绪带到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1936年10月，妇女先锋团随红四方面军总部渡过黄河后，即与其他部队一起，面对密集的战事。她们首战吴家山、大捷一条山、坚守永昌城、攻克高台、山丹城。10月底，妇女先锋团随红30军进至一条山，便与前来堵截的马家军展开激战，妇女团缴获骆驼30匹。11月上旬，妇女团随主力进到古浪的大靖、土门一带，1营、2营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3营被阻截。女战士们英勇地与敌人展开搏斗，子弹、手榴弹打完后，便挥舞大刀与敌拼杀。3营100多名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为部队趟开一条血路。
　　高台攻防战是整个西征中最为惊心动魄、悲壮惨烈的一幕。1937年元旦拂晓，马步芳、马步青部5个骑兵旅、2个步兵团及炮兵团、民团共2万余人向高台城蜂拥扑来。红五军主力被迫全部退守城内。1月20日，敌倾力攻城，城墙被打开好几处缺口，红五军和妇女团战士全部上到城头奋力抗击。女战士们英勇杀敌，刺刀大刀卷缺了，就用石头砸，用牙齿咬，直到最后扭住敌人滚下城墙同归于尽。
　　在经历5个多月80多次战斗后，妇女团伤亡最为惨重，只存活300余人。陈慧芳老人记得，出发前妇女团有千多人，她说：“名义上是妇女，其实也跟男的一样，除了要一样的参与战斗，西路军没有运输部队，也没有运输车，子弹等武器都是女红军在背。女战友们被俘后，有的吞针自杀，有的越狱逃跑，有的惨遭杀戮，有的被转卖不知所终，最后被营救回到延安的只是极少数。”
　　“当时我和一些战友被抓进一座大庙，因为是女兵，所以侥幸没有被杀，而是被押去青海，一路上受尽凌辱。到了西宁，我们又被押送到青海一个毛纺厂做工。”陈慧芳老人回忆道。后来，陈慧芳老人九死一生逃离出来，却找不到组织，只好在兰州一家印刷厂当了名装订工。新中国成立后，她的西路军女战士身份得到政府的确认，自己也与一位曾经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转业军人结了婚，二人相依相伴走过了幸福的后半生。
　　陈慧芳老人一生没有生育，她把爱都给了那些可怜的孤儿，先后收养过多名孩子。目前和老人一起生活的是她的养孙朱建华，他也是老人40年前收养的最后一个孩子。老人现在与孙子一家四口居住在由兰州市民政局给她安置的住所里，同享天伦之乐，小屋里常常充满笑声。说到这些，老人满怀感激之情：“党和政府对我们很好，我当年跟共产党走，从来没有后悔过，如果有来生，我还当共产党！”
　　前些年，街道搞民兵训练，陈慧芳老人还去教民兵打枪，给他们讲红军故事。朱建华介绍说，老人性格特别开朗，非常爱和孩子们在一起，当年她身体好的时候，经常到学校给孩子们讲革命传统故事，教孩子们唱红军歌曲，《当兵就要当红军》《川陕根据地红军歌》《亲爱工农同志们》等等，都是老人特别喜爱唱的。
　　离家多年，陈慧芳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回贵州老家看看，想见到自己在贵州的亲人。庆幸的是，在贵州省军地各级的努力下，最终帮助老人寻找到了亲人。
　　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陈慧芳和众多红西路军女战士一道，用脚板丈量了甘肃西部的雪山、草地、戈壁，用血汗浇灌了祁连山的雪莲，用生命和意志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英勇悲壮的一页！
　　她是目前健在的少数几位红西路军女战士之一。日前，96岁高龄的陈慧芳老人讲述了那段英勇悲壮的战斗历程——
　　天空，呈现着血光；太阳，被血液浸染得通红。血一滴一滴地流淌而成河流，从祁连山北麓冰天雪地的山川脚下流入沙尘滚滚、戈壁荒凉的河西走廊，融入广袤的高远、荒野、云空，以沉默的方式写在历史的无字碑上……
　　枪声、炮声从1936年冬天响起，远远传过1937年，直到今天。阴霾的天空中雪花飞舞，一个个铿锵贞烈的姐妹面对狂奔而来的铁蹄，牙缝里咀嚼着怒火，乱发飘扬成旗帜，怒目观天，眸子里燃起一缕缕的刃光，刺入祁连山高高的峰巅。
　　巍巍祁连山不会忘记，76年前，有一支“妇女抗日先锋团”，为打通国际通道，她们与红西路军一道西渡黄河，在穿越河西走廊途中遭到西北军阀马步芳部的围追剿杀。“娘子军”们与敌人浴血奋战、碧血黄沙，用生命和热血谱写了一曲震古烁今、感天动地的英雄篇章。2002年9月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对她们作出了高度评价。
　　时光荏苒，76年过去了。如今，在早年去世的红西路军老战士们的墓碑上，斧凿刀刻的字迹已经模糊。今年7月下旬，贵州省组成军地慰问团，千里迢迢远赴甘肃省兰州市八里镇，看望慰问了96岁高龄的贵州籍红西路军女战士陈慧芳老人，听她讲述了心中那尘封已久的故事。
　　陈慧芳老人依稀记得，她的老家在贵阳市白马洞街上，十几岁时母亲突然离家出走。一天，她在寻找母亲时遇见红军，于是就参加了红军，被编在少先团。她说：“那时，吃的困难，穿得破烂，我们抽空就自己打草鞋。过草地时饿得吐酸水，闻到战友们烤皮鞋的味道都觉得香得很。后来我被编进妇女团。打腊子口那一仗，我们妇女团也上了，死伤不少。后来过腊子口，到会宁，三个方面军会师。红军部队渡过黄河西征时，我们唱着战歌，好雄壮啊！”
　　7月23日下午，慰问团一行驱车沿着河西走廊，向当年红军西路军征战地高台进发，去追寻、探访当年红西路军战斗的足迹。途中，车内播放的长征组歌，把人们的思绪带到那战火纷飞的岁月——
　　1936年10月，妇女先锋团随红四方面军总部渡过黄河后，即与其他部队一起，面对密集的战事。她们首战吴家山、大捷一条山、坚守永昌城、攻克高台、山丹城。10月底，妇女先锋团随红30军进至一条山，便与前来堵截的马家军展开激战，妇女团缴获骆驼30匹。11月上旬，妇女团随主力进到古浪的大靖、土门一带，1营、2营安全通过敌人封锁线，3营被阻截。女战士们英勇地与敌人展开搏斗，子弹、手榴弹打完后，便挥舞大刀与敌拼杀。3营100多名指战员用鲜血和生命为部队趟开一条血路。
　　高台攻防战是整个西征中最为惊心动魄、悲壮惨烈的一幕。1937年元旦拂晓，马步芳、马步青部5个骑兵旅、2个步兵团及炮兵团、民团共2万余人向高台城蜂拥扑来。红五军主力被迫全部退守城内。1月20日，敌倾力攻城，城墙被打开好几处缺口，红五军和妇女团战士全部上到城头奋力抗击。女战士们英勇杀敌，刺刀大刀卷缺了，就用石头砸，用牙齿咬，直到最后扭住敌人滚下城墙同归于尽。
　　在经历5个多月80多次战斗后，妇女团伤亡最为惨重，只存活300余人。陈慧芳老人记得，出发前妇女团有千多人，她说：“名义上是妇女，其实也跟男的一样，除了要一样的参与战斗，西路军没有运输部队，也没有运输车，子弹等武器都是女红军在背。女战友们被俘后，有的吞针自杀，有的越狱逃跑，有的惨遭杀戮，有的被转卖不知所终，最后被营救回到延安的只是极少数。”
　　“当时我和一些战友被抓进一座大庙，因为是女兵，所以侥幸没有被杀，而是被押去青海，一路上受尽凌辱。到了西宁，我们又被押送到青海一个毛纺厂做工。”陈慧芳老人回忆道。后来，陈慧芳老人九死一生逃离出来，却找不到组织，只好在兰州一家印刷厂当了名装订工。新中国成立后，她的西路军女战士身份得到政府的确认，自己也与一位曾经是抗美援朝志愿军的转业军人结了婚，二人相依相伴走过了幸福的后半生。
　　陈慧芳老人一生没有生育，她把爱都给了那些可怜的孤儿，先后收养过多名孩子。目前和老人一起生活的是她的养孙朱建华，他也是老人40年前收养的最后一个孩子。老人现在与孙子一家四口居住在由兰州市民政局给她安置的住所里，同享天伦之乐，小屋里常常充满笑声。说到这些，老人满怀感激之情：“党和政府对我们很好，我当年跟共产党走，从来没有后悔过，如果有来生，我还当共产党！”
　　前些年，街道搞民兵训练，陈慧芳老人还去教民兵打枪，给他们讲红军故事。朱建华介绍说，老人性格特别开朗，非常爱和孩子们在一起，当年她身体好的时候，经常到学校给孩子们讲革命传统故事，教孩子们唱红军歌曲，《当兵就要当红军》《川陕根据地红军歌》《亲爱工农同志们》等等，都是老人特别喜爱唱的。
　　离家多年，陈慧芳老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回贵州老家看看，想见到自己在贵州的亲人。庆幸的是，在贵州省军地各级的努力下，最终帮助老人寻找到了亲人。
　　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陈慧芳和众多红西路军女战士一道，用脚板丈量了甘肃西部的雪山、草地、戈壁，用血汗浇灌了祁连山的雪莲，用生命和意志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英勇悲壮的一页！]]> 　　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结束4天后，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化装潜逃途中在寿光被俘，服刑伊始顾虑重重，情绪低落。毛泽东主席得知后委托公安部长罗瑞卿转告王耀武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王耀武听后深受感动，决心革心洗面，重新做人，并付诸实际行动，成为战犯改造的积级分子之一，1959年12月4日被中央人民政府列入第一批特赦释放名单。
　　初露锋芒
　　王耀武，字佐民，泰安市岱岳区夏张镇上王庄人，1904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排行第二，父兄早逝，在慈母呵护下长大成人，节衣缩食供其私塾求学。1921年，王耀武到天津当学徒，两年后去上海做店员。1924年11月，王耀武以优异成绩考入广州黄埔军校，成为第三期学员。在校期间，他严守校训，勤奋刻苦，赢得学生队总队长严重的青睐。
　　1925年9月军阀陈炯明叛变革命，发兵攻占潮州、汕头，图谋进犯广州。为消灭叛军，国民革命军于10月1日发起第二次东征。王耀武应征参加了这次军事行动，战斗中冲锋在前，不怕牺牲，在侪辈中出类拔群，先声夺人。1926年1月，王耀武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师三团四连任少尉排长。由于他忠勇可嘉，胆识过人，引起师长何应钦和团长钱大钧的关注，不久升任上尉连长。
　　1928年春，王耀武奉命率部参加第二次北伐，剑指军阀张宗昌、孙传芳，攻城掠地，所向披靡，5月1日攻入济南。胜利在望之际，日军蓄意制造“五三”惨案。蒋介石深怕引发中日战争，临阵退缩，下令北伐军撤出济南。王耀武年轻气盛，心有不甘，执意留在城垣配合李延年团死守济南，无奈军令难违，壮志未酬。他在《自述》中说：“我当时十分不愿退出，我曾向上级坚请向日寇反击，未准，气愤满胸膛，忍痛退出济南。”
　　反共起家
　　王耀武在军事上崭露头角，且善于协调人际关系，仕途顺畅，步步高升，第二次北伐后升任营长，不久升迁团副，1930年9月擢任团长。1932年，王耀武所在的32旅奉命参加第四次围剿苏区，结果被红军围困宜黄。旅长柏天民准备弃城退兵，王耀武却坚持死守城池，认为红军善于打援，长于野战，但缺乏攻城能力，守城的胜算更多一些。柏天民依计而行，坚守宜黄24天未被攻破。战后，蒋介石专门召见王耀武，询问他为何死守而不撤退。王耀武回答：“当时已经身陷重重包围，突围已不可能。与其突围失败而死，不如坚守待援，何况宜黄是战略要地，一旦失守，即便付出一万人的牺牲，也未必能够重新夺取。为整个战局着想，我们便下了与城共存亡、宁死也不放弃的决心。”这番话令蒋介石十分满意，遂任命王耀武为补充第一旅旅长，少将军衔。1933年10月，王耀武的补充一旅划归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时指挥，率部驻扎江西临川，此后顺着俞济时这个靠山往上爬，一路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1934年，王耀武参与围剿红十军团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寻淮洲部。12月23日夜，红军设伏安徽谭家桥公路两侧，准备聚歼王耀武的补充一旅。由于寻淮洲部过早出击，暴露了战斗意图，导致王耀武部迅速收缩，迂回占据了630高地，然后瞅准红军两师结合部的空档，实施中间突破，将红军各部击退。最后两军恶战630高地，红军仰攻，久战不克，最后以红军主动撤退而结束战斗。此战红军和国民党各损失300人，红军高级将领寻淮洲身负重伤，转移中牺牲。之后的谭家桥之战红军再次失利，方志敏部的境遇愈加恶化，1935年1月退守赣东北时，又在怀玉山地区被围，最后全军几尽覆没。红十军团只有先遣队参谋长粟裕带领数百官兵成功突围。这多亏粟裕身手超凡，一枪把王耀武部二团团长周志道打成重伤，为杀出重围创造了机会。
　　抗战悍将
　　不久，补充一旅扩编为51师，王耀武出任师长，隶属74军，军长俞济时。1937年“七七”事变后，51师从汉中调往上海，参加着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奉命坚守吴淞口附近以罗店为中心的阵地，阻止日军海上登陆。日军凭借海陆空协同作战优势，向罗店发起多次猛攻，均被51师官兵击退。战斗中，王耀武巧用夜袭战术，先后击毙日军联队长竹田和炮兵联队长莫森，受到总部通报表彰。
　　1937年12月初，王耀武率51师参加南京保卫战，负责淳化镇、牛首山一带防御。此役从12月7日开始到13日结束，中国军队顽强地抵抗6天，终因武器悬殊而败退。由于唐生智指挥失误，中国军队撤退时发生混乱。王耀武率部殿后，维持秩序，撤到长江岸边时已无渡船，危急关头，74军军长俞济时派副官带一只小火轮来接，才得以脱险。51师官兵抵达浦口时仅剩4000余人，损失过半，后调至湖北沙市休整，补充兵员。自此，王耀武和俞济时结为生死之交。
　　1938年7月，万家岭战役拉开序幕，国民党74军对阵日军106师团。两军惨烈撕杀至精疲力尽时，王耀武指挥51师大举反攻，第一天就让日军伤亡付出了沉重代价，残部退据地势险要的张古山，负隅顽抗。51师久攻不下，无计可施，俞济时告诉王耀武：“张古山我不管了，反正两天后，我要上张古山向薛岳报告战况！”这时，王耀武属下旅长张灵甫提议攀越绝壁，突袭日军，得到王的批准后率部夺取张古山主阵地，毖伤日军3000多人，张灵甫也腿部受伤致残，部卒伤亡惨重。战后，王耀武荣升74军副军长兼51师师长。1939年6月，蒋介石亲自召见这位黄埔三期的名将，提升他为74军军长。
1939年9月，王耀武率74军参加第一次长沙会战，奉命阻击向长沙进犯的日军106师团，激战于赣北重镇高安。王耀武运用反包围战术，首先切断敌军退路，以51师为主攻部队，经过3天鏖战，于9月22日收复高安城，为夺取整个会战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1941年春，王耀武统军参加江西上高会战。3月15日，日军合击上高县城。王耀武令57、58师进入第一线，利用夜间主动出击，苦战3日，夺取鸡公岭，毙敌1000余人，迫敌败退。3月24日，日军师团长大贺亲自督战，纠集3000人，出动百余架飞机，投弹1700余枚，反复轰炸74军主要阵地白茅山，工事被毁，血肉横飞，情况万分危急。王耀武指挥预备队先后发起7次冲锋，与敌肉搏拼杀，毙敌2000余人，为实施友军对敌包围争取了宝贵时间。3月25日，74军在王耀武指挥下全线出击，26日将敌军压缩在直径不足5公里的狭小地带。27日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突围，74军将士咬住不放，紧追不舍。战至31日，中国军队克复陷落敌手半月之久的高安镇。
　　上高会战至4月9日结束，历时25天，毙伤日军少将指挥官岩永、大佐联队长滨田以下数千人，缴获军马2800余匹，山炮、追击炮10门及步枪干余支，击落飞机一架，俘虏日军百余人。战后，74军被授军中最高奖品--飞虎旗，王耀武被授军队最高勋章。
　　1942年4月，王耀武率部参加浙赣会战，在衢州、江山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延缓了日军西犯的企图。1943年4月参加鄂西会战，74军经石门对湘北松滋县敌人侧背发起猛烈攻击，并截断敌人的交通线。会战结束后，王耀武升任第二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兼74军军长。同年11月，日军集结7个师团约10万人进攻湖南常德。王耀武率74军参加常德会战，在常德东北地区与敌血战，日军猛攻16天，全城夷为平地。坚守常德城的74军57师8000人只有100人生还，余皆战死。王耀武率51师反击，在友军的配合下，经过6天恶战，收复常德城。这一战深得蒋介石的赞赏，称颂王耀武善于带兵，有指挥才能。战后蒋介石在南岳召见他，备加奖励。
　　1944年2月，蒋介石提升王耀武为24集团军总司令，授中将衔。1945年抗日战争转入反攻阶段。同年4月，转任国民党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的王耀武指挥了湘西雪峰山战役。日军坂西一良中将指挥6个师团约10余万人，沿湘黔公路向芷江进击，企图攻占中国军队最大空军基地，打通湘桂通道，西犯入川。王耀武统帅18军、73军、74军、100军及湖南吴奇伟保安部队约30万兵力迎敌，经过周密部署，决定将主战场摆在雪峰山东南麓，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复杂工事，争取战役初期遏止敌人进攻势头。日军采取以联队为作战单位的运动战术，轮番强攻，冒死西犯。王耀武部则以逸待劳，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初战即获胜利，毖伤日军5000余人。战役历时近两个月，日军多次进攻均被击退。
　　日寇强弩之末时，中国军队从防御转入进攻，杀得日军狼奔豕突，溃不成军。此战共计毙伤敌军28174人，俘敌军官17人，士兵230人，缴获战马347匹、火炮24门、机枪100挺、步枪1300余支，其他战利品20余吨。湘西会战雪峰山战役使王耀武名声鹊起，不久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9月初，王耀武作为长衡地区受降长官，接过了日本第二十军指挥官坂西一良中将呈上的指挥刀。
　　身败名裂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耀武的老师曾苦口婆心地劝说他审时度势，明智选择，不要参加内战，以免辱没一世英名，而王耀武却冥顽不化，坚持反共立场，继续与人民为敌，终于身败名裂，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1946年1月，王耀武履新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同年11月兼任山东省政府主席。解放战争时期，王耀武的作战对手是华东野战军的陈毅和粟裕将军。早在1934年王耀武攻击寻淮洲的红军时，粟裕曾是寻淮洲、方志敏的部下，蒙受过败走赣东的耻辱。14年后，负责华野军事斗争的粟裕终于等到了为战友报仇雪恨的机会。
　　在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中，王耀武不得以任命黄埔一期的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做前线指挥官。陈毅抓住李仙洲少谋寡断的弱点，提出一个大胆计划，主动放弃临沂，寻机歼灭孤军南进的李仙洲部。南线欧震集团进占临沂这座空城后，引起王耀武警觉，怀疑解放军另有所图，立即下令李仙州部撤退，收缩兵力。眼看着敌军撤出新泰，华野不少指战员急于求战，声言吃不到肉，也要咬一口油；吃不到满汉全席，也得捞走两盘菜！至少能搞掉敌人的断后部队。但是陈毅不是寻淮洲，不急于冲锋，下令部队昼宿夜行，隐蔽北进，不许贸然出击，并预言道：“就算王耀武不打，陈诚、蒋介石也要打，他们会把大餐送回来！”果然不出陈毅所料，陈诚发现华野在西运河架设浮桥，出兵兖州一线，作出了解放军渡河西撤的误判，一面斥令王耀武不准后缩，一面直接命令李仙洲部确保莱芜、新泰阵地，堵住胶济路一线。仅仅过了一天，李仙洲部就被陈诚送回到陈毅的嘴边。陈毅、粟裕巧妙设围，将李仙洲部困在莱芜。战役发起后，李仙洲所属整编46师师长、中共内线韩练成临阵脱离指挥岗位，加剧了国民党军队的混乱，终于被华野包了饺子，全军覆没，李仙洲在莱芜口镇被解放军俘虏。紧接着就是解放军横扫各地保安团，反动势力纷纷被歼，土崩瓦解。莱芜战役结束后，王耀武手下几乎无兵可用，一年多来苦心经营的局面被解放军的炮火轰得七零八落。
　　1947年5月解放军发起的孟良崮战役，是对王耀武的第二次致命打击。王耀武赖以起家的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74师（原74军），被陈、粟指挥的华野全歼，3万2千多人无一漏网，中将张灵甫被击毙。在这之前的两军决战阶段，王耀武与张灵甫一直保持着电话联系，关注着战争态势的变化，期间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战役指导意见，无奈均被徐州“剿总”、南京国防部和蒋介石的层层错误指令淹没，眼睁睁地看着74师陷入重围，却又回天无力，悲愤交集之中泣不成声，哀叹曾经奇袭张古山的抗日名将毙命孟良崮。
到1948年初，王耀武的第二绥靖区除青岛还被美军占领外，仅存济南这座孤城，手里的11万人大多是乌合之众保安团，只有三个战斗力不强的整编师勉强支撑，而对面则是解放军20万主力部队。济南成为解放军的囊中之物，随时都会被拿走。同年5月，恐慌惴栗的王耀武飞抵南京，向蒋介石建议放弃济南，移师兖州，巩固徐兖防线。这一建议无疑是万不得以的正确选择，但未被采纳，蒋介石认为济南战略地位重要，必须死守。蒋介石送给王耀武的充饥画饼是一旦济南战起，就让徐州的杜聿明率17万人增援，必要时亲自出马督战。王耀武没敢指望这个画饼，转而要求把旧部整编83师、粟裕的死对头周志道部空运济南，还要求空运重新整编的74师。王耀武的如意盘算是，用亲手训练出来的旧部固守机场，只要能守20天，解放军不撤退就会被包饺子，而且只要机场在，援军就会不断，济南就能守得住。只可惜解放军不会按照王耀武的算盘行事，到头来真正失算的还是王耀武。
　　大战在即，王耀武判断解放军的主攻方向是平坦的济南城西，调集重兵予以防守。王耀武的判断没有错，解放军的主攻方向确实放在了城西。前线总指挥许世友棋高一招，采用声东击西战术，于9月16日令聂凤智在城东突然出击，当即攻取可以俯瞰济南全城的制高点茂陵、砚池两山。王耀武紧急动用预备队，在城东与解放军展开拉据大战。这时城西的解放军主力宋时轮部乘机发轫，攻势凌利。王耀武两线作战，疲于应付，只能依托外城和西区防线，企望守到9月15日，杜聿明如约率部增援解围。身在宁阳指挥部的粟裕将军岂能让王耀武抓住杜聿明这根救命稻草？早就部署8个纵队在滕县、巨野一线阻敌打援，敲碎了王耀武的痴心妄想。19日晚，王耀武部济南西郊防区司令吴化文被中共地下党策反，临阵倒戈，1万多人起义，西郊机场迅即被解放军占领，掐断了敌军唯一的对外通道，空援计划完全泡汤。战至22日，王耀武的司令部所在地省政府置于解放军炮火覆盖范围，慌忙转移北极庙西侧成仁祠设司令官指挥部，与留守省政府的参谋长指挥部构成犄角之势。23日到24日，济南外城渐次失守，到24日上午，王耀武能够控制的区域只剩大明湖北岸5万平米，全部暴露在解放军步枪射程之内。最后时刻，王耀武下令提前开饭，手指着成仁祠，对部下说的却是：“此不同于抗日，不必萌发轻生的念头。”要求大家各自珍重，说罢自己带着15旅高子曰团一个营，乘解放军始料不及，猛然向城北沼泽地带突围，进至一个小村庄，隐身一家农户中，伺机逃回南京，面见蒋介石。等到解放军察觉时，王耀武下令该营南撤，吸引解放军的注意力，自己和卫兵换上便衣，反其道而行，迎面向由东而来的解放军问路，打算先往解放区潜逃，尔后再寻机西返。
　　光杆司令王耀武可谓机关算尽，但人算不如天算。1948年9月28日早8点，养尊处优惯了的王耀武换乘马车途经寿光时被俘。他知道纸里包不住火，要求见县长，得知盘问者为公安局长后，就直截了当地承认“我就是王耀武”。之后，王耀武被送往解放军益都军官训练团学习，解放军渡江后南送苏州学习，期间多次向国民党军队发表劝降讲话，气得蒋介石大骂无耻，踢碎了茶壶。新中国成立后，王耀武先进北京地安门战犯管理所改造，任学习委员，后转功德林监狱改造。其妻郑宜兰投怀王耀武的副官王作宾，二人携巨资逃往巴西定居。子女多移居美国。
　　经过10多年脱胎换骨的改造，王耀武终于以全新的面貌，加入到人民行列之中，1959年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任全国政协委员。1966年冬，在周恩来总理关怀下，王耀武与北京82中教师吴伯伦结婚，尽享晚年幸福。1968年“文革”高潮时，王耀武受到冲击，心脏病发作，于7月3日猝然病逝，享年64岁，着有《从作人到作战》和回忆录《自述》等。]]> 　　解说：1979年2月17日的黎明，隆隆炮声打破了广西前线的寂静，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序幕全线拉开。许世友、杨得志率领的九个军分别从广西、云南两个方向对越南的6个省11个县发起进攻。不到3小时，不同方向的集团军相继突破各自防线，捷报如雪片般飞来。而在解放军擅长的平原战打法与越军的丛林战的对抗中，许世友“敢死”的悲壮数十年里一以贯之。
　　无论是小说还是影片，对那场战役的纪录曾经令无数人为之动容和震撼，而对于许世友，乃至整个中国解放军而言，因为这场战役而引发的促动乃至改变成为此后中国军队变革的开始。
　　1979年二三月间，短短十五天的时间里，许世友黑虎掏心的策略重挫了曾让美国人后怕的越军，中国军队一路长驱直入，进逼河内门户谅山。仅仅四个小时，谅山攻破。
　　陈廷一：谅山攻破以后呢，再往前就是平原了，这部队就好展开了，好进攻了，两个小时就能打到河内。这时候中央下了令，到此而止，撤军，当时许世友心里还不服气，想一战拉下去，往前攻，两个小时拿下河内。把柬埔寨的兵，越南在柬埔寨的兵撤回来，他向中央反映，我再拱一拱，来教训他一下，最后他向前拱了几十公里。越南河内心里没有底，越南政府机关纷纷从河内撤出去。
　　相关阅读：揭秘：唯一能和许世友喝酒论武的开国上将是谁？（精武）
　　核心提示：1985年10月22日，时年80岁的许世友逝世。陈再道将军闻之，喃喃地说：“老许走了，再也没人和我喝酒论武了……”
　　解放战争中，陈再道率中原野战军二纵驰骋中原，围歼高魁庄，喋血郑庄寨，大战羊家集，屡建战功，陈毅元帅称之为“再道之勇”。
　　全国解放后，陈再道历任河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文革”中，陈再道将军由武汉至北京，宿京西宾馆。造反派闻讯，围之，逐楼搜查。据说，当时周总理指示宾馆领导将将军藏匿于大楼电梯内，造反派上，电梯下；造反派下，电梯上，将军才逃过一场劫难。后来有人问将军，电梯内滋味如何？将军答：“如战争年代打地道战。”。
　　陈再道将军晚年喜散步，常独自至阜成门立交桥下，遛马路，逛商店，观街景，有时挤进人堆看别人下棋，为一子之得失，与素不相识者争得面红耳赤。
　　陈再道将军吃西餐时，只用汤勺，从不用叉子等。某宴，一大使馆武官对将军说：“陈司令，你最好用叉子，这个方便。”将军笑答，“我不习惯用叉子吃饭，我习惯用叉子垛稻谷。”
　　一次，陈再道将军回乡参加纪念黄麻起义大会，秘书为将军准备了发言稿，将军照稿读着读着，突然悟道：“我回家了，还念稿子干啥？”遂弃稿于一边，想啥说啥，自由发挥，屡获掌声。某日，陈再道将军与某校学生座谈，一学生起立问将军：“你年轻时向往的社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将军答道：“在青年时代，我认为社会主义是个好人的世界，至于社会主义还会有溜须拍马、投机取巧、敲诈勒索的鬼名堂，是想也没想过的。”言毕，掌声骤起。
　　1985年10月26日，南京中山陵5号会议厅，国家副主席王震召集王平、向守志、郭林祥等将军开会，忽听“咚咚”敲门声极大；后来门被人以脚蹬开，人未进，声已震屋宇：“抱歉！我来迟了。”76岁的陈再道将军脸黑如炭；白发如银，径直坐到王震副主席身旁。
　　由于许世友和陈再道是亲密的朋友，而且两人都爱喝茅台酒，有兰段时间，不管谁弄到茅台，就会通知对方前来畅饮。往往是每人面前放一瓶，不用酒杯，也不要下酒菜，边谈边喝。酒兴上来’，论军事，议政事，讲述古往今来，评说历代英雄豪杰。许世友在一次喝茅台议历史时说道：“不懂民情难为相，不懂地形难为将。诸葛亮作相可以，作将不行。”
　　“喝茅台，酒流到哪儿，哪儿就觉得舒服，有一种顺‘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感觉，不刮喉，不像别的酒满嘴钻。”
　　“是啊是啊，其它酒喝多了就感到头重脚轻，弄不好会摔跤子。”陈再道接着说道。
　　两人喝得高兴，便开始论武。
　　陈再道说：“老许，都说你武功了得，可我的罗汉拳也不孬。罗汉拳是五大名拳之一，是中华传统武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武者，武功也，为功夫，是体；术者，拳术也，为技术，是用；两者不可分，武与术是相合而盲；武则有术，功以拳显。”
　　许世友笑道，“老家伙，当我不知道，你是在背拳谱上的话。我也会，禅宗罗汉拳讲究拳禅一体，功夫与技术相结合，有养身与技击双重作用。度心为善，禅也；禁人为恶，拳也。这也正是罗汉拳最大特点：强身立命，禅心悟性。”
　　陈再道来了豪情，“还有呢，罗汉拳的武与术，是在练习桩架、修脉、行气、运劲、发力、念力、灵力、法力、神通的基础上，进一步练习套路。在练习套路的过程中，以意领神，无人当有人，反复操练，规矩认真地练，再结合三乘九次第功夫要领，反复练习，久之必得其术。”
许世友嘿嘿一笑，“一旦真功练到手，罗汉拳技击之术也就有了，整个过程是‘脱胎换骨，易筋洗髓，出神人化’‘三乘功夫九种次第。因此，一定按罗汉拳之本来面目与步骤练习，否则难得罗汉拳之真谛。”
　　他俩边喝边谈，直到面前的茅台酒瓶空了，把最后一滴酒滴进嘴里，才心满意足地回到自己的住所。
　　就这样，陈再道将军始终保持一个尚武人的本色，坚实平和，不骄不躁，豪饮独行，度过了充实的晚年。1985年10月22日，时年80岁的许世友逝世。陈再道将军闻之，喃喃地说：“老许走了，再也没人和我喝酒论武了……”
　　1993年4月6日，陈再道将军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
　　相关阅读：文革后谣传许世友为毛泽东名声与8341部队枪战（书摘）
　　核心提示：谣言编造者编造“故事”：在讨论《决议》稿的过程中，中央不断开会，有一天中央政治局要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听取汇报。这时许世友领着参谋和秘书，带着枪冲进人民大会堂，要找攻击毛主席的人算帐。8341部队进行阻拦，要他们放下武器。许世友眼明手快，一枪打倒一个卫兵。8341部队立即组织抵抗，大会堂内发生了激烈的枪战。许世友寡不敌众，二死一伤。这个谣言在社会上很流行，一时真假难辩。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主持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后，政治上首先要对“文化大革命”有个结论。小平同志发动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经过一年多的舆论准备，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之前将《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草稿发至全党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党中央各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党的负责人，中央军委委员及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党的负责人进行讨论。讨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对毛主席的历史地位怎么看？
　　参加讨论的范围很广，人员很多，全国上下大约有五六千人。这些人大多为部门负责人，都配有秘书；讨论的情况要上报，要有人记录编简报，简报要印刷，要经过保密机关分发传递。这样一来，知道讨论内容的人，全国有两三万人之多。保密成了大问题，一时间社会上传出了各色各样的小道消息。此时，也有些人惟恐天下不乱，趁机编造了很多谣言。
　　许世友司令员对毛主席最尊重、最崇敬，他坚决保卫毛主席。“九·一三”林彪一伙对毛主席下毒手，许世友从上海至南京一路保卫毛主席脱险。在这个大讨论中，许世友自然有自己的看法，他对有些人无端攻击毛主席是不同意的。尽管他心情沉重，但没有出格的地方。谣言编造者利用许的性格，编造了如下的“故事”：“在讨论《决议》稿的过程中，中央不断开会，有一天中央政治局要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听取汇报。这时许世友领着参谋和秘书，带着枪冲进人民大会堂，要找攻击毛主席的人算帐。8341部队进行阻拦，要他们放下武器。许世友眼明手快，一枪打倒一个卫兵。8341部队立即组织抵抗，大会堂内发生了激烈的枪战。许世友寡不敌众，二死一伤。”这个谣言在社会上很流行，一时真假难辩。
　　每年春季，全国人大要召开一次例行的大会。在人大会议的前夕，当时的军委领导人秘书长耿飚告诉军委办公厅，此次人大会议不要给许司令员派专机，请他坐民航来京，在人民群众面前露露面、辟辟谣。我将指示电话告诉许世友的秘书李福海：“今年人大不派专机接你们了，我已经告诉民航，请你们从民航走，而且许司令必须亲自通过候机大厅见见群众。”李福海一听笑了，他说：“明白了，因为我们死好几次了，证实一下我们还活着。”李秘书给许司令报告了军委领导的指示，许欣然同意坐民航。来京当天，许世友起得很早，穿戴整齐，起飞前半小时就来到机场。当他进入候机大厅时，在大厅候机的群众很惊奇，热烈鼓掌欢迎许世友的到来。许世友举手回礼，像阅兵一样走过大厅。
　　许世友在机场现身，谣言不攻自破。
　　酒是许世友一生中最大嗜好。有一次我开玩笑地问他：“你最多一次能喝多少酒？”许指指茶几上的大茶杯说，能喝五六杯。接着他说，在长征路上一次喝过一脸盆。他不喝其它酒，只喝茅台。有一次京西宾馆放酒的柜子锁了，拿钥匙的人不在，一时拿不出茅台，就在茅台空瓶里灌上五粮液。许一喝就火了，说：“这是什么茅台？糊弄人！”
　　1985年秋，我去南京出差，去许府上看他。许叫不上我的名字，我在他脑子中是“河南大胡子老乡”。1980年以前接触不多，1980以后他当了军委常委，组织关系转到军委办公厅。我时任军委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主管会务和迎来送往。许来京离京都由我安排，自然就熟了。约好晚上7时去他家，6时50分，许司令就穿戴整齐，站在大门口等我了。看到我，他把手一挥说：“怎么这么晚才来？”我说“没有晚点呀！”他说：“我都等急了。”许喜欢有人来看他，陪他喝酒。因为他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医生建议他少喝酒，每餐不得超过3、5杯(三钱三的杯子，二两酒)。有客人来，就管不住他了。我故意逗他说：“我没有从北京带酒来，你家有酒吗？”许拍拍肚皮哈哈大笑说：“在中国，要是我都没有酒喝了，谁还能有酒喝！”我说：“你别吹牛，李福海还到三座门找我给你拿酒呢？”
　　80年代茅台奇缺，有人开玩笑说，找瓶茅台比找个老婆还要困难。许世友每天一瓶茅台，如果有客人来那就得二三瓶，少说每月要50瓶酒。当时的江苏省计委专门为他发了文件，按北京政治局委员的标准，每月给他6瓶酒。这相差太远了。许世友没有酒喝，他们办公室的人都很着急。李福海专程来北京找我商量如何解决这一困难。我们三座门茅台酒也有限，给了李福海两件酒(一件12瓶)，我对李说：“不能让你空手而回，给你两件酒先带回去，我想办法解决。”
不久，军委在京西宾馆开会，饭后在京西宾馆的大厅里，我碰到了南京军区向守志司令员，我急忙跑过去，向他敬礼说：“向司令，向你报告一件事。”向司令员很诧异，问：“老傅有什么事？”我说：“许司令在南京没有酒喝了。”其他司令员也凑过来。向司令员说：“老傅你说具体点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说：“上个月许司令的李秘书拿着江苏省计委的文件来北京找我，江苏省每个月只给许司令六瓶茅台酒喝，而他每月六六三十六瓶酒也不够用呀！”司令员们一听纷纷说：“那怎么能行，我们的许司令不能没有酒喝！”
　　“好了，许司令在南京喝酒的事包在我身上。”向司令许下愿，回到南京后，派军区司令部管理局的钟局长专门去深圳议价为许世友买酒，保证每月供应许五件酒。
　　从此以后，全军都知道许世友没有酒喝。许的老部下互相传话，去看许司令时，什么也别拿，千万要带上一瓶茅台酒。1986年许世友去世时，他没有什么遗留，惟有在他的桌子里、床头柜中、沙发旁找到了老战友送给他的18瓶茅台酒。]]> 　　十八军最兴盛时期兵力达8个师，抗战时期全部换装为美械装备，美国军人当教官，采取美式训练方法。十八军的训练口号是:“在战场上发射10000发没效的子弹，不如在操场上拿9000发演习，以期在战场上能发射1000发有效的子弹。”
　　十八军首任军长陈诚在部队中推行“人事公开、经济公开、意见公开”的“三大公开”方针，颇得军心。
　　十八军先后产生了陈诚、罗卓英、黄维、胡琏、杨伯涛、李延年、周至柔、罗广文等5个一级上将、4个参谋总长、2位海军总司令、1个空军总司令、1个联勤总司令、20多个军长，是国民党军界中势力最大的一个军事集团，被人们视为国民党军“王中王”。
　　中原大战 一举成名
　　“勇敢神速，出奇制胜，力挫顽逆，居功甚伟。”这是中原大战后，蒋介石对陈诚麾下十一师的赞扬。接着，蒋介石又宣布第十一师扩编为第十八军，并发给20万元奖金，陈诚晋升为十八军军长兼十一师师长。从此，国民党第一支“王牌”主力--十八军诞生。
　　中原大战使十一师一鸣惊人，那么十一师在中原大战中都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1930年5月9日，由于蒋介石排斥、消灭异己的政策激怒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各路军阀，一场在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军阀大战终于爆发了。冯玉祥、阎锡山公开通电反蒋，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石友三等各派军阀纷纷参加反蒋联军，倒蒋的70万大军开进中原和湖南。蒋介石率50万大军迎战，要与反蒋派一决雌雄。
　　国民党军第十一师在师长陈诚的率领下，充当了中原大战的“马前卒”。
　　马牧集是陇海铁路附近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镇，驻守着晋军杨效欧部1个整师，国民党军十一师参加中原大战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
　　战斗开始后，十一师集中全师的山炮、野炮猛轰晋军阵地，步兵奋勇冲锋，很快突破晋军防线，打得晋军溃不成军。首战告捷，陈诚得意，蒋介石大喜。
　　曲阜解围，是十一师中原大战立下的又一奇功。阎锡山见蒋军主力与西北军打得难解难分，遂率兵渡过黄河，攻占济南、泰安，围攻曲阜，切断了津浦铁路。徐州震动!南京危急!蒋介石即令陈诚率十一师前去解围。
　　兵贵神速，陈诚率十一师以强行军速度赶到曲阜后，立即将9个团的兵力布置成锥形，像锥子一样插入阎军李生达第四军阵地中“大闹天宫”。曲阜城内的蒋军也乘机往外冲。在内外夹击下，阎军全面崩溃，主力被歼灭殆尽。陈诚乘胜追击，锐不可当，直逼济南。蒋介石欣喜若狂。
　　中原大战的最后一仗是攻打郑州。十一师猛打猛冲，又立了大功。
　　蒋介石激动无比，称赞十一师:“马牧集开战守之端，曲阜挽垂危之局，郑州结胜利之果。”从此，在中原大战中一举成名的十八军，成为最受蒋介石宠爱的“王牌”主力军。
　　三战苏区 有失有得
　　中原大战后，蒋介石腾出手来于1930年11月5日向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一次“围剿”。然而，出师不利，第一次“围剿”很快失败了。
　　1931年3月，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同样以失败告终。
　　在两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决定动用他的“王牌军”第十八军，发动第三次“围剿”。他对陈诚说:“辞修啊辞修，这次就看你的了!党国存亡，在此一举!”
　　1931年7月5日，陈诚统领十八军进入苏区。7月5日，占领黎川;7月6日，挺进大洋源;7月13日，攻占广昌;7月19日，占领宁都。陈诚得意忘形，蒋介石心花怒放。
　　然而，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是毛泽东采用的避实击虚的运动战。
　　8月5日，十八军在富田遭到红军主力攻击。尔后，红军主力又突然消失，十八军无所适从，屡遭戏弄，接连扑空。“肥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也未能找到红军主力，直到第三次“围剿”失败，十八军仍无建树。
　　1933年2月，蒋介石在第四次“围剿”中，又动用“王牌”十八军。然而，这次十八军凶多吉少了。
　　蛟湖、霍源一仗，十八军的两个师在两天内被红军打得所剩无几。
　　草台冈之战，十八军的主力师第十一师被红军歼灭了5个团，占全师兵力的2/3，师长肖乾负伤，3个团长阵亡。此后，师长肖乾羞愧难当，主动辞职。蒋介石大怒，给陈诚降一级，记大过一次。十八军遭到有史以来最惨重的损失。
　　然而，“王牌军”毕竟与众不同，它借王明“左”倾错误之机，很快东山再起。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十八军被编入第三路军第五纵队，作为向苏区进攻的“刀尖”。
　　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离开了红军的领导岗位，在王明“左”倾错误的指挥下，红军采取“以卵击石”的战法，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得不偿失。
　　十八军则吸取以往的教训，不再孤军深入，而是以4个师组成密集的重兵集团，轮番冲击红军阵地，飞机、重炮猛烈轰击，然后，步兵连续攻击，不给红军喘息的机会。
　　硝石之战，经过五昼夜血战，红军付出重大伤亡，被迫撤出硝石。十八军初战告捷。
　　此后，十八军采取铁板战术，接连得手，先后占领黎川、建宁、三坑等地。在广昌之战中，十八军以1万人的代价使红军伤亡5500多人。在一系列的恶战中，十八军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攻占了许多战略要地，达到了消耗红军主力的战略目的。蒋介石对十八军重振雄风十分欣赏，将对红军作战有功的十八军第二任军长罗卓英晋升为陆军中将。
　浴血抗战 打出威名
　　十八军在抗战中建立的头功是在淞沪战场上。
　　1937年8月9日，淞沪会战爆发。
　　8月20日，十八军的九十八师、十一师、十四师、六十七师4个精锐主力师全部投入淞沪战场。
　　8月21日，日军第十一师团从多津渡出发，23日在川沙口登陆，直扑中国军队侧后方重镇罗店。
　　第十八军在罗店与日军展开拉锯战，使得日军第十一师团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苦战状态。
　　焦头烂额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这才知道了十八军的厉害。8月31日，他向国内报告说:“罗店方面使用了中国军中最精锐的陈诚指挥的第十一、第十四师。因此判断我军的兵力最小限度要5个师团，当前最重要的是紧急派遣待机中的第十四师团及天谷支队神速到达。”
　　面对日军源源不断的增援，第十八军毫不畏惧。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将增援的日军包围起来，日军又一次次地将他们反包围。双方阵地犬牙交错，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形同“夹心饼”。十八军与日军展开近战肉搏，反复冲杀，罗店阵地一再易手，双方伤亡惨重。十八军所辖的十一师、六十七师、十四师，伤亡均超过半数，有不少团、营打光了三四次又补充了三四次，有时营长、连长一天要换好几轮。但十八军没有一支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也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
　　淞沪抗战后，十八军又先后参加了鄂西会战、湘西决战，屡建奇功。在湘西会战中，十八军与其他部队密切协作，共击毙日军12498人，击伤23307人。
　　战后，国民党军委会论功行赏，十八军十一师因在山门阻击战中表现出色，获得武功状一轴。十八军数十名官兵获得“宝鼎云麾”勋章以及美国政府颁发的银星、自由勋章，还有大批官兵得到了晋级。湘西决战，使十八军走上了辉煌的顶峰。
　　钻入刘伯承布下的“口袋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十八军追随蒋介石积极反共，从辉煌的顶峰开始衰落，一步步走向“淮海坟场”。
　　1946年夏，按照国民党“整军会议”精神，第十八军改编为整编第十一师，辖第十一、第十八、第一一八3个整编旅，胡琏任师长。1946年6月，蒋介石背信弃义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胡琏奉命率部开赴内战前线，进攻解放军。他狂妄声称:“国民党美械装备的一个团可以打共产党军队两个团。”
　　1948年整编第十一师又恢复十八军的建制，下辖三个师，军长胡琏。后来杨伯涛接任军长。
　　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拉开序幕，也为十八军敲响了丧钟。
　　11月7日，黄百韬兵团的5个军10万余人被刘邓、陈粟指挥的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合围在碾庄。蒋介石急令黄维为司令的十二兵团前去解围。十二兵团由十八军、十军、十四军、八十五军及1个快速纵队组成，骨干力量是十八军，共12万人。
　　铁流滚滚，马达轰鸣。黄维率12万大军迅速开往碾庄。
　　然而，出师不利。黄维兵团在蒙城一带遭到中原野战军第一、二、六纵队的顽强阻击。
　　战斗一开始，就进行得十分激烈。
　　黄维兵团来势汹汹，接连突破了由地方部队和中野一纵二十旅组成的洪河、沙河、颍河防线，直逼蒙城。
　　黄维命令手中的“王牌”第十八军强渡涡河，进攻蒙城。
　　十八军军长杨伯涛把任务交给了最精锐的第十一师。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十八军第十一师向中野一纵、二纵驻守的阵地黄家，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中野第一、第二纵队在司令员杨勇、陈再道和政委苏振华、王维纲的指挥下，从第一线到第二线阵地，与十一师反复争夺。第四、第八团的营、连干部全体上阵拼刺刀。有的连队干部打光了，由卫生员、通讯员指挥战士继续作战。打到后来，连第四团团长晋士林、政委郑鲁也亲自上阵，英勇战死在阻击阵地上。
　　这一仗持续了两天两夜，黄家一带片瓦无存，土地都被炮弹翻耕了一遍。
　　第十八军终于撕开了中野一纵、二纵的防线，攻克了黄家和蒙城，接着又向板桥集发起猛攻。
　　结果又是一场苦战、血战。
　　黄维用飞机、坦克、重炮将板桥集化成了一片火海，一片焦土。
　　解放军经过顽强阻击后，主动撤出了阵地。黄维兴高采烈地挥师疾进，于11月23日渡过了北淝河，直扑浍河南岸的南坪集。
　　驻守南坪集的是名将陈赓统帅的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黄维对这位黄埔一期的老同学不敢轻视，再次起用了手中“王牌”十八军。
　　黄维以第十八军一一八师担任主攻任务，并把快速纵队全部的坦克和军属榴弹炮营统统调到了第一线，配属给一一八师使用。
　　11月23日8时，十八军一一八师开始向南坪集发动进攻。师长尹钟岳在快速纵队20多辆坦克的掩护下，亲自率领第三五二、三五三、三五四团强渡浍河。他们用火焰喷射器、机枪、冲锋枪向解放军猛烈扫射，企图杀出一条通往宿县的血路。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也亲自督阵。
　　陈赓的四纵顽强据守阵地，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哪怕是拖着断体残肢，也会在十八军官兵冲上阵地时拉响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
　　从早上8时打到黄昏日落，十八军在解放军主动撤走后，才踩着同伴的尸体和鲜血踏上了这片仍然在燃烧着的土地。
　　黄维又一次心花怒放。
　　然而，他高兴得太早了。刘伯承早为黄维布下“口袋阵”。11月22日，黄百韬的第七兵团已在碾庄地区被陈毅、粟裕的华东野战军等7个主力纵队全歼。现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全部集结完毕，正在这一带张开一个巨大的“口袋”，只等黄维往里边钻。
　　杨勇和陈再道率领的一、二纵队诱敌深入，在蒙城地区使黄维上了当;陈赓率领的第四纵队，又在双堆集使黄维上了当。
双堆集战场，突然安静下来。直到这时，黄维才发现情况不妙，他的四周都有解放军在活动，前面的宿县和背后的蒙
　　城都有解放军主力集结，十二兵团已完全进入刘伯承的“口袋阵”。
　　几乎疯狂的“蹂躏战术”
　　11月25日，经过连日来的进攻，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将黄维兵团12万人马，合围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20里、南北15里的包围圈，令敌插翅难逃。
　　双堆集是一个有100多户人家的平原集镇，因镇旁有两个古老的土堆而得名。黄维的十二兵团就被围困在以双堆集为核心，包括10多个小村庄在内的一块狭小的圆形地域中。
　　被围之初，黄维并不感到惊慌。他对十二兵团的战斗力还是有信心的。特别是十八军这张“王牌”，建制基本完好，锐气未减。黄维认为，只要蒋介石批准他突围，凭着十二兵团的战斗力，就是铜墙铁壁，也能撞开一个缺口，杀出一条血路来。然而，蒋介石的想法却与他南辕北辙。
　　蒋介石得知黄维兵团被围后，立即派顾祝同飞到双堆集上空，命令黄维不要轻举妄动，要死守待援。
　　黄维随即下令各部挖掘战壕，埋设地雷，修筑明碉暗堡，拉上铁丝网，转入了阵地防御战。
　　从11月29日起，中原野战军从四面八方向黄维兵团发动强攻，炮火映红了夜空，杀声惊天动地。第十二兵团凭借强大的火力、坚固的工事，在坦克和火炮的支援下，多次顶住了解放军的冲击。其中第十八军表现得最为凶悍，哪里有阵地被突破，十八军就冲到哪里反击，堵缺口。他们用炮火组成一堵堵“火墙”，用机枪洒下一片片弹雨，阻挡解放军后续部队跟进。同时，对突入阵地内的解放军，十八军则用坦克碾，用火焰喷射器烧，用轻重机枪、冲锋枪扫，用火箭炮、枪榴弹、手榴弹、迫击炮炸，还与解放军展开白刃拼杀。
　　中原野战军急攻了几天，进展不大。中央军委及时来电指示:“对于战斗力顽强之敌，依靠急袭手段是不能消灭的。必须采取割裂、侦察、近迫作业，集中兵力、火力和步炮协同诸项手段，才能歼灭。”
　　解放军很快就改变了战术，将急袭作战改为攻歼战。各纵队不再急于发起猛烈冲锋，而是实行大规模的土工作业，挖掘前进。
　　在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上，几天之内就奇迹般地出现了许多条纵横交错、像蜘蛛网一样密集的交通壕和掩体工事。一道道长龙似的壕沟一直延伸到了国民党军阵地前沿。平坦的地面上再也见不到人影，解放军全部转入“地下”，隐蔽在壕沟和掩体中。这一下，黄维兵团的“火海战术”完全失灵了。炮弹、炸弹对于隐蔽在壕沟和掩体中的解放军没有多大的杀伤力，而解放军却可以把冲锋的出发点设在敌人的阵地前沿，不慌不忙地集中兵力、火力，利用黑夜发起猛烈冲锋。
　　黄维不甘心坐以待毙，等着挨打。他决定以攻为守，争取主动，以小规模突击打乱解放军的作战部署，破坏解放军的攻击准备，不让解放军轻轻松松地挖战壕靠近十二兵团的阵地。
　　在黄维的指挥下，国民党空军白天不停地派出飞机对解放军阵地进行轰炸扫射。十二兵团每天也派出1至3个主力团和10至20辆坦克，在几十门重榴弹炮、山炮、野炮和迫击炮掩护下，向解放军占领的据点和村庄发起反扑。每到一处，他们就用坦克碾平、压塌解放军挖掘的壕沟，用炸药炸掉解放军修筑的工事。他们还到处乱挖，寻找群众埋藏的食物。凡是可以吃可以用的东西统统搬走，甚至连屋顶上的茅草都搬得精光。然后将整个村子彻底炸平、烧焦，以免被解放军利用。黄维把这种战术称为“蹂躏战术”。
　　然而，不管黄维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也挽救不了覆灭的下场。
　　十八军“老虎团”的覆灭
　　12月5日下午4时30分，人民解放军向十二兵团发起了总攻。
　　滚雷般的炮声将双堆集震得摇摇晃晃，20万解放军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怒潮般地卷向十二兵团的阵地。十二兵团的末日终于来临了。
　　但是黄维不甘心灭亡，蒋介石的“王牌”十八军也不甘心失败。
　　12月9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四十六团和华东野战军七纵五十七团并肩攻入了大王庄。
　　他们没有料到，在这里竟遇上了一块整个淮海战役中最难啃的硬骨头--第十八军第一一八师第三十三团。三十三团是十八军中一支赫赫有名的精锐之师，号称“老虎团”。该团全部由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作战时异常凶狠顽强，是第十八军的精华。由于大王庄是双堆集的南大门，因此十二兵团副司令胡琏对它十分重视，特意将这只“恶虎”放出来争夺这个要点。
　　战斗从早上8时一直打到晚上8时，整个大王庄成了尸山血海。
　　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四十六团一营教导员的左三星，在几十年后回忆起这场惊心动魄的残酷厮杀时，仍激动无比:
　　大王庄原来是个有四五十户人家的村庄，由于双方不停地炮击，已是一片废墟了。战斗一开始，我们就觉得不大对头，这股敌人很凶，不仅成堆地上，单个也上;有炮上，没炮也上;枪打得很准，拼刺刀也行。这一仗可就打出水平来了，真够劲!以后我才晓得，上来的是十八军三十三团，有名的“老虎团”，打日本人、打中国人都不含糊!
　　他们有坦克，开始他们占些优势，冲到了庄前。我们就下决心要把他们赶远些。我们利用断墙、壕沟进行阻击，打退了他们的15次冲锋。“老虎团”不是纸老虎呀，确实能打。不说别的，从我这个方向一直打进去，跟我的通信员等我打到双堆集时已经死了8个，换了8个通信员啦!就我还没死。
　　……
　　敌人又打炮了，我们一看，三十三团还真经打，又拥上来黑压压的一大片敌人，鬼喊鬼叫地冲锋。我想，这回要与阵地共存亡了。没想到华野的部队又增援上来了。好整齐的队伍，一个个小伙子白净清秀，正副班长一律的卡宾枪、冲锋枪。150多人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原来，我们也没有部队派了，华野七纵首长为了守住大王庄，就把纵队警卫连调上来了。
这回敌人不太经打，很快垮下去了。原来三十三团也打光了，这回上来的全是汽车兵、后勤兵，连伙夫、马夫都上阵了。警卫连撤下来时，150人就剩下了17人了，好漂亮的小伙子哟!
　　大王庄之战，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国共双方都付出了极惨重的代价: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的2个团都遭受了严重损失，其中3个营基本打光了，只剩下了营长或教导员。
　　国民党军“老虎团”也全部拼光了，只剩下身负重伤的团长孙竹筠逃了回去。
　　黄维得知“老虎团”覆灭后，气得摔碎了电话机。他下令从十八军十一师抽调1个团，连同一一八师所有能用的兵力，向大王庄反扑。十八军集中了全军的山炮、榴弹炮，连同八十五军的野炮营，倾尽全部弹药轰击大王庄。大王庄再次淹没在烟尘火海中。国共两支精锐部队在枪林弹雨中冲来扑去，逐房逐屋、一墙一沟地反复争夺。经过几小时血战，国民党军仍被解放军赶出了大王庄。
　　驻守小王庄的敌八十五军1个团，看到大王庄之战的惨烈场面后，全都吓瘫了。团长放下望远镜说:“弟兄们，莫打了，咱们投降吧!”下面的官兵二话没说，当晚就向华东野战军七纵缴械投降了。
　　在“老虎团”血战大王庄的同时，十八军一一八师另一支凶悍的部队--号称“青年团”的第三五三团，也在张围子地区与解放军展开了拉锯战，两军处于胶着状态。
　　为了阻止解放军，胡琏丧心病狂，不顾一切了。他命令道:“给我炮击，炸平!炸平张围子!”
　　一阵铺天盖地的炮火笼罩了整个张围子村，正在厮杀的国共两党的精锐之师，全部被这钢铁与火焰组成的旋风吞没了。
　　十八军寿终淮海
　　12月12日，解放军终于攻到了黄维兵团司令部的后门口尖谷堆。
　　十八军军长杨伯涛亲自坐镇指挥，调来十八军一一八师的最后1个主力团--三五四团镇守尖谷堆。
　　华东野战军则由第七纵队六十一团、六十二团负责主攻尖谷堆。七纵司令员成钧也亲自上前沿坐镇指挥。
　　经过一天一夜的拉锯战，尖谷堆周围200米之内已被尸体覆盖了一层。
　　尖谷堆上原有的坚固工事早已被炮火削平。一一八师三五四团只得临时用尸体垒起一道长达150多米的弧形“围墙”。
　　几天之内，一一八师三五四团的团长居然换了3次。前两任团长都是因为丢失了阵地不敢去见杨伯涛而自杀身亡的。
　　杨伯涛照样声色俱厉地对第三任团长廖汉庭吼道:“丢了尖谷堆，你就别来见我!”
　　然而，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这位新上任的廖团长仍然顶不住。他在电话中向杨伯涛大声呼救:“敌人全上来了!敌人全上来了!共军用人海战术，我顶不住了。快!快来炮火，敌人太多了!”
　　此时，杨伯涛用肉眼也看见了尖谷堆即将被解放军的人潮所吞没。他现在手中已无兵可调。迟疑了片刻后，他想起了胡琏的密令:使用毒气。他咬牙切齿地命令道:“特种弹!打!给我狠狠地打!”
　　一团团白烟在尖谷堆西南冉冉升起，尖谷堆顿时沉寂下来，解放军的人潮消失了。但没过多久，解放军再次发起进攻。他们用尿湿的毛巾做成了简易防毒面具，掩住口鼻，继续冲锋。这一次，杨伯涛的毒气弹也失灵了。十八军三五四团终于被解放军全歼了，团长廖汉庭被俘，尖谷堆也失守了。黄维兵团此时已完全陷入绝境。
　　12月15日，绝望沮丧的黄维下达了“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的突围命令。
　　十二兵团顿时像一群炸了窝的马蜂，乱哄哄地如鸟兽散。
　　黄维和胡琏各自登上一辆坦克，在坦克营的掩护下，夺路而逃。
　　昔日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王牌”主力十八军，此时也成了没头苍蝇。第一一八师早已打光了，第十一师也散了架。军长杨伯涛跳水逃命，结果还是被解放军俘获。副军长王岳、第十一师师长王元直、第一一八师师长尹钟岳以及副师长夏建勋、潘琦等均先后被解放军俘虏，十二兵团司令黄维也成为阶下囚。十八军的全部美式装备都成了解放军的战利品。
　　十二兵团的12万人马，除胡琏等几位军官侥幸逃脱外，全部被歼。]]>   199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1970年出生后，毛泽东为其取名为“新宇”，字面意思是一片新天地。
  意指毛泽东要如昆仑山崩绝壁，又恰似台风扫环宇的理想实现后建立新的世界!]]> 　　《孙子兵法始计第一》中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指出：“两军对敌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而，毛泽东选择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是十分慎重的，为此，将东北边防军司令员的位置空缺，等了粟裕近三个月，林彪近一个月的时间。
　　毛泽东和军委为何最初选择粟裕、林彪担任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
　　显然，因为没有与美军作战而且是大兵团作战的先例，毛泽东只能从最接近现代化战争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诸将领对付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的作战经历，来确定最高指挥人选。
　　从1955年授衔的将帅来看，朱德、叶剑英是总部领导人，没有直接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且朱德当时已近65岁，年龄显然偏大；贺龙在解放战争中主要负责西北军区的后勤工作，1949年11月建国一个月后，才指挥一野18兵团配合二野行动，从陕西进军入四川；罗荣桓、聂荣臻擅长的是政治工作；陈毅的特长也在政治，虽然担任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但中共中央于1946年10月即明令：“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并且长期由副司令员粟裕代理司令员或者实际主持野司工作。
　　1950年9月，陈毅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商量出兵朝鲜的问题时，他对毛泽东说：我如今虽担负地方工作，但只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马上可以穿上军装去朝鲜作战！陈毅明确支持出兵的态度令毛泽东欣赏，但他的主动“投笔请缨”始终没有被考虑。
　　如此，野战军级的军事主官只有从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徐向前中间选择了。
　　首先，从兵员数量来看，上述五位将领中，以粟裕、林彪直接指挥的野战军人数最多。
　　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共有五大野战军。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虽然兼任解放军副总司令，但实际直接指挥的西北野战军，1947年8月成立时仅4.5万人，三个月后，部队增加到7.5万人。1949年2月西野正式整编为第一野战军时，部队为l5.5万人。1949年6月，军委命令直属军委的华北军区野战军18兵团、19兵团归第一野战军建制，总兵力才达到34.4万人。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从1946年6月中旬起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5个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有27万人。但1947年8月挺进中原后，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只有7个纵队12万人，并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正式整编为第二野战军时，刘伯承指挥所部辖三个兵团共28万余人。
　　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1947年1月即指挥华东野战军10个纵队及1个特种兵纵队约27.5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1948年8月指挥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时已为15个纵队达32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
　　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挥所部42万人，战后，野战军达到55.1万人。1949年2月，正式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时，部队辖四个兵团约为58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至1949年12月，第三野战军发展到82.5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在1950年准备攻台战役时，粟裕直接指挥的最大兵力近65万人。
　　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1945年12月底即指挥东北民主联军部队27万人（含军区部队），1947年12月，指挥野战军9个纵队、11个炮兵团、1个战车团共42万人。1948年8月，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四个兵团70余万人（不含军区部队）。1950年1月，又指挥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部队150万人（含军区部队）。
　　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解放战争前期一直因病在休养，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并兼任华北军区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后改称18兵团）后，才直接指挥兵团所属三个纵队（军）作战。1949年3月至4月，他短期间内指挥第18、19、20三个兵团及1个炮兵师共25万人攻克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城（3月底，因病由彭德怀代替指挥）。
　　可以说，号称毛泽东“五虎上将”的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林彪、徐向前五人中，粟裕、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时间更为长久一些。彭德怀、刘伯承两人在战争尾期指挥过大兵团作战，但兵员数量显然低于50万人的规模。徐向前在红军时期曾经指挥8万余人的红四方面军，成为同期直接指挥最多兵员作战的将领，但解放战争中的指挥规模则远远低于其他四人。
　　在五人中，粟裕被军委评价为“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
　　显然，指挥中小部队作战与指挥50万以上的大兵团作战是截然不同的，在作战形式、指挥、通讯、后勤、运输、情报等各方面都有极大的区别。指挥大兵团作战经验越丰富，打起仗来才越得心应手。众所周知，让一个优秀的县长直接担任省长，就很难当好，因为经验的积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从历史上的先例看，林彪1938年6月因伤到苏联治疗后，有近6年的时间离开一线部队。1945年10月直接去东北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从原来指挥八路军115师1.5万人，突然指挥11万余人（到12月底，部队扩大为27万人），因此战争初期林彪的战役指挥明显生疏。《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说：“后来有人抱怨：林总吃了几年洋面包，连仗都不会打了。抗日战争时期，林彪只有半年的作战经历，而民主联军大多数将领都有整整8年的实战经验。要想让那些身经百战的名将们折服，林彪还需要走很长一段路。”在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中，据民主联军总部于1947年2月给中共中央及军委的总结报告中说：“我军伤亡总数在八千以上，而且都是一些老骨干。……四平保卫战，我军受到相当大的元气的损失，许多主力部队失去战斗力，黄克诚部三师之七旅，原为井冈山之老部队，四平撤退后只剩三千余人，失去战斗力；万毅之三师原有一万两千人，经四平战斗伤亡及撤退中被追击溃散逃亡只剩四五千人，失去战斗力；一师梁兴初部剩五千人还保持有战斗力，二师罗华生部还保持有战斗力；邓华部保一旅损失相当重；其次八旅、十旅、杨国夫部七师也都弄得疲惫不堪和不少损失。部队中发生悲观情绪，要求到后方休养，离主力去做地方工作。”到1946年的初夏，东北民主联军自四平、长春失守以后，一路退守到第二松花江以北，力保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罗荣桓描述四平撤退以来的被动局面时说：“这个仗，打得真被动。我们一个劲地撤，敌人在屁股后一个劲地追，像拖了根尾巴。”东北的这一状况，显然与从未离开过一线部队的粟裕同年7至8月在华中七战七捷的战果迥异。此次与美军交战，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毛泽东和军委在条件允许下（粟裕、林彪无病），不大可能让其他现代条件下大兵团作战的生手去朝鲜重新开始熟悉的过程。
　　其次，解放战争中，国民党精锐的嫡系主力部队，主要是由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和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歼灭的。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中歼灭国民党精锐47.2万人；华东野战军分别在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歼灭国民党精锐共64.3万人。蒋介石全部美械装备的“五大主力”，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歼灭了两个半，即孟良崮战役中歼灭“五大主力”之首整编74师、淮海战役中歼灭第5军，以及淮海战役中派出5个纵队与刘伯承指挥的中原野战军一起歼灭第18军；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歼灭了其中的两个，即辽沈战役中歼灭新1军、新6军。
　　第三，五人中以粟裕、林彪最年轻，1950年均为43岁。而刘伯承为58岁，彭德怀为52岁，徐向前为49岁。其中刘伯承、徐向前身体状况也不好。1950年6月间，有人向刘伯承透露，中共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他听了之后，表示自己年纪大了，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为好。这一件事，中共中央还曾经非正式地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明白，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想着要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但实事求是地考虑，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参谋长这个第一线上的重要职务，最好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自己应该另谋所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徐向前在1949年3月的太原前线中，即肋膜炎严重复发，连续高烧不退，不得不向中央请求，辞去18兵团的领导职务，作较长时间的休养。1949年6月，徐向前去青岛休养，因病没有出席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在青岛经多方治疗，身体未见好转。头疼病发作时，疼得在床上打滚，脑盖骨似乎要炸开一般。并发的呕吐，使他无法进食。五人中只有彭德怀身体状况良好，这也是最后决定让他挂帅的原因之一。
　　第四，朝鲜战争爆发时，野战军级的军事主官中，只有粟裕处于临战状态。他被军委任命为攻台总指挥，统率近65万大军正在做攻台作战准备。彭德怀于1949年12月后，即率领一野部队转入执行清剿残匪，屯垦戍边的任务；刘伯承1950年6月率领二野部队已基本解放西南地区，中共中央准备让其出任总参谋长；林彪自1950年5月率领四野部队解放海南岛以后，基本上因病在休养。因此，将粟裕转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担任入朝部队的最高指挥员，便于统帅机关能以最快的时间进入战争状态。
　　同时，东北边防军是野战军级单位，而粟裕是华东野战军（三野）代行司令员战役指挥职责的副司令员，并于1948年5月因谦让陈毅，主动放弃担任野战军正职的机会，仅担任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独立负责野战军的全面工作。因此，由粟裕担任边防军司令员，基本上是部队主官平调，业务上是相当熟悉的。]]> 　　他说，西路军中有两千多名女兵，但在战役中她们几乎全部落入西北军阀之手。电影《惊沙》里有两名照顾伤员掉队的女红军被马匪俘获遭到强暴和蹂躏。我父亲讲到当时的真实情况确实是“有两名卫生部女的没有来得及撤进城被敌人抓住了，晚上让马匪糟蹋了一整夜。但是第二天天亮马匪准备攻城时，先把这两名女战士赤身裸体地放了过来，马匪在后面狂笑叫嚣叫我们集体投降。是我们卫生部人员赶紧把她俩接进城门，迅速用俄国毛毯包裹，由外科专家出身的卫生部长苏井观亲自治疗，但两名女战士都没有救活过来，她俩儿都是我的四川老乡，看到她俩儿的牺牲惨状后，更加激起了守城总指挥秦基伟和男女红军们拼死血战的决心。”
　　相关阅读：军长头颅被马匪割了下来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的视频访谈。今年的11月7日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成立八十周年，虽然我们红四方面军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了，但是其中还是有很多让人未解的一些谜团，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了西路军将士的后代任小平老师，跟我们探究一下西路军的历史谜团。任老师你好，首先自我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任小平]: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感谢人民网把西路军当年梨园口战场的遗址作为作为这次谈话的背景。
　　[主持人]:您说话由内而外散发着军人的气质，不知道您有没有当过兵？
　　[任小平]:关于我的预告，网上已经有了，首先我不是专门研究西路军的专家，只是近些年来不断地看到一些研究西路军历史的新成果，结合西路军前辈们亲口对我讲述的亲身经历，不断地学习和思考，有了一些粗浅的印象和认识，不对的地方，希望网友和专家们给予指正。
　　节选自人民网：访谈实录|西路军将士后代任小平：探究西路军历史谜团自然条件恶劣 装备不足：西路军遭遇“马匪”代价惨重[主持人]:后来很多人说西路军长期都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能不能给我们讲讲这里面的故事？
　　[任小平]:由于西路军全体指战员都是经历过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战士，已经具有了坚强的政治觉悟和战斗力，加上过河进入了陌生的河西走廊作战，同时又遭遇到了比以往交手过的国民党军队强悍凶残很多的“马家军”骑兵和誓死扞卫领土的反动民团，敌情十分严峻。地域、民情和自然环境又十分陌生和恶劣，这些因素促使西路军全军指战员执行命令都很坚决。徐向前元帅在他的《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就曾感言：“部队确实好，军令如山倒，让向东就向东，让向西就向西。条件那样艰苦，战局那样危险，没有人开小差儿，没有人怨天尤人”。]]> 　　陈晓楠：1935年2月10号，对于毛泽东和蒋介石来讲，这一天都是一个利害变换线。从这一天起，中央红军开始处于主动地位，并且走出了几个很漂亮的穿插线，当然这都是后话，此时的中央红军已经决定掉头回黔北，根据负责无线电侦查的军委二局的报告，身处扎西的中央红军，三面均有强敌，只有东面驻防的是刚从贵阳回到老家黔北的王家烈。
　　虽然在扎西回黔北的道路上，也有刘湘川军布防，但是这些川军大多驻扎在叙永、古蔺的县城和交通要道上，因为刘湘认为，红军的目标依然是北渡长江，川军布防的地方已经将红军可能行走的大陆呢全都封死了，也正是这样一个想法，使得川军在赤水河西岸二郎滩太平渡一线成为了一个不设防的真空地带。
　　解说：1935年2月10日晚上7点半，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各部发出了转移到雪山关及其以西争取渡河的电令，除了留下川南游击纵队，扰乱滇军的视听，让龙云误以为红军仍然要西去金沙江外，其余的主力部队全部掉头，走上了回黔北的回头路。
　　然而，对于这种时东时西的路线走法，很多红军战士都不太理解，就连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对于一渡赤水后的行军路线也多有不满。
　　罗小明（罗舜初之子）：那个万水千山的话剧里面有，跑来跑去在舞台上，然后接到命令，这是什么指挥啊，净走冤枉路，回来我就问，我说那时候四渡赤水，你们知道总的意图吗？它说那当然知道了，我就在身边。知道这个意图为什么不说呢？他说也是保密，后来我说那他们有意见吗？他说那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下去以后都是牢骚怪话、骂街的什么都有。
　　解说：自从一渡赤水以来，林彪就被中革军委寄予了很多信任和托付，他指挥的右路总队包括红一、红九两个军团，除了负责掩护军委总队，第二、三梯队转移外，还要担负很多作战任务。
　　2月2日，一军团大响了攻击叙永的战斗，至2月4日，叙永仍没有被打下，反而是部队反复被川军截断，一连数日，林彪的神经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
　　此后的几天，中革军委在给林彪的几封电令上，不停的要他更改前进方向，而他手下的几支主力部队，又总是因为各种原因无法和他所在的军团部集中行动，此时处于焦灼中的林彪，一心想要抓住北渡长江的先机，因此也很费解中革军委为何让他向西南方向的扎西靠拢。
　　罗小明：我父亲说主席这个人，思路特别开阔，他当时说这个方向不行，我们换一个方向，他这个换一个方向的概念，不是说向上游走三五十里，或者不行往下走三五十里，大手笔上百里这种方向，大迂回大动作，就和他解放战争的做法是一样的。
　　解说：根据军委二局递送的敌情通报显示，此时刘湘和蒋介石对于红军准备北渡长江或者西渡金山江的意图已经完全洞悉，而且在布防上，处处抢在红军行动的前面，况且又有滇军孙渡的部队向毕节推进。北渡或者西渡的方案，已到了非放弃不可的地步，而这些情况是处于作战中的林彪所不了解的。
　　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下发了回师黔北的命令，当时的口号是“赤化云贵川，打回遵义去”。2月11日，以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为先头部队，中央红军开始踏上回头路。
　　从2月11日开始，放弃原定渡江计划的红军一路向东，而追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却朝着红军相反的追击，直到2月14日，川军南路总指挥潘文华才第一个发现，红军掉头东进的事实，他急忙部署部队掉头。3天后当川军紧急刹车，完成掉头动作的时候，红军已经做完全军动员，准备东渡赤水河了。
　　面对这条不设防的河流，中革军委在2月18日晚九点和十一点连下两道电令，要求部队迅速渡河，并且最迟在21日上午渡河完毕，由此，二渡赤水的行动拉开帷幕。
　　在整个东渡赤水河的行动中，红军并没有遭遇大规模的战斗，唯一的一场战斗发生在二郎滩渡口。2月19日清晨，作为前锋部队的红三军团十二团在团长谢嵩、政委钟赤兵的带领下，从二郎滩东渡赤水河。然而，当作为突击队的一个营，刚刚渡过赤水河时，枪声响了起来。
　　钟剑平（钟赤兵之子）：那边强渡枪就响了，那边有将近一个营的黔军在那，从高往低打，对面是山他在山上，大概应该是丘陵不是很高，但是他是从高往下，制高点在人家手里，咱们是在河滩上，三条小木船在那强渡，当时很险恶，也很险恶，咱们过去才九十个人，他一个营的火力，而且当时咱们的部队虽然装备还行，但是没有弹药，没有什么弹药，就是几乎就靠拼。
　　解说：从1935年1月1日红军突破乌江开始，接连不断的战斗使红军的弹药储备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与此同时，由于进入贵州后，与红军交战的主要对手是黔军，战斗中，缴获的枪支弹药大多为赤水兵工厂生产的劣质武器，一些步枪甚至连膛线都没有，子弹更是无法与红军最常使用的M1888型步枪匹配。
　　钟剑平：子弹那个时候应该是非常缺吧，应该是非常缺，那个时候包括我父亲这一级干部，团职干部随身佩的是大刀，除了手枪以外，驳壳枪以外，他随身佩的是大刀，随时要用大刀搏杀。
　　解说：缺少弹药的红十二团突击部队只能以肉搏战的方式与黔军战斗，此时在河对岸，红十二团另一个营正在继续渡河，很快使河东岸阵地，增加到了两个营的兵力。
　　钟剑平：一下过去两个营以后这个团就不行了，黔军这个团就开始跑了，打的就给打垮了。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很险恶。
　　解说：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红三军团十二团突破了二郎滩东岸黔军的防守阵地，随后全军团依次渡过赤水河。同一天，红一军团也从太平渡渡过赤水河，并且军团主力前进至元厚，摆出了一副准备北渡长江的态势。
　陈晓楠：2月22号，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开始向20多天之前，他们刚刚离开的桐梓遵义地区进发，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二渡赤水所用的浮桥只许拆除不允许销毁，这也为1个月之后，四渡赤水的行动留下了伏笔。
　　就在红军开始二渡赤水的2月19号，蒋介石也做出了围歼红军于赤水河畔的部署，由于2月16号他才得到红军已经回师的消息，所以呢他把这个部署的围歼地点，就设在赤水河的西岸，而此时的红军，却早已在赤水河东岸，待机进攻桐梓遵义了。
　　解说：1935年2月19日，蒋介石下达了集歼朱毛于赤水河以西的部署，根据这个部署，驻扎仁化的中央军万耀煌师于2月22日开始沿赤水河北上，对红军进行围堵。在随后的几天，北上的万耀煌与南下共取桐梓遵义的红军在行军路线上，形成了两道相距不到百里，相向而行却不会碰面的平行线。
　　而万耀煌北上的动作，也使此时准备攻取遵义的红军，在黔北地区的正面之敌只剩下刚刚回到老家的王家烈。从薛岳进入贵阳开始，王家烈这个贵州省主席的日子就不好过了。
　　1935年1月底，以图东山再起的王家烈，趁着红军准备北渡长江之际，带兵回到了自己的发迹之地黔北地区。
　　周军（《毛泽东的神来之笔》作者）：他当时的情况是贵阳你给我占了，我在遵义打一块地方出来，然后在这收税以后，当我的土军阀，但是他也当不成了，他连赤水城都进不了，他很惨的，他只能在桐梓那个地方待着，赤水已经被川军占了，他进去要抽个鸦片烟，要给川军陪笑脸，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尴尬了，所以他当时在桐梓遵义这一片地方。
　　解说：由于驻扎仁化的万耀煌师奉命向北开进，此时在桐梓遵义一带驻防的只有黔军的十个团。2月21日，到桐梓给母亲过完生日的王家烈刚回到家，就接到贵州绥靖主任的薛岳要他率部到松坎以北防堵红军的命令。
　　鉴于此时薛岳已经成为他名正言顺的上级，王家烈慌忙驱车前往贵阳，与下属博辉章拟定了一套布防方案。由于执行薛岳的命令，要抽掉3个团的兵力，王家烈又调了2个团回防遵义，使得桐梓只剩下一个团的黔军驻防。
　　与此同时，为了实现赤化云贵川的目标，红军也在二渡赤水以后，抓紧打土豪，给老百姓分粮分盐，建立群众基础。然而持续的强行军和频繁作战，使红军部队掉队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出现故意掉队的逃兵现象。
　　另一方面，一些曾经在遵义会议时期支持毛泽东的人，也开始对中革军委领导班子的能力产生怀疑，并滋生出一些不满的情绪。为了尽快解决目前部队出现的这种抵触情绪，中革军委决定尝试着在黔北建立一个根据地，缓和一下目前的局势。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打一场争夺地盘的战斗，也就成了必须的选择。
　　1935年2月23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核心点就是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属于劳苦大众的红色根据地。2月24日，中央红军分左右两路，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开始了进攻桐梓的战斗，由于王家烈按照薛岳的命令，将桐梓守军调到松坎一带，而增援桐梓的援军还在从遵义赶来的路上，至25日凌晨，红军没费多大力气，就拿下这座仅有两个连把守的空城。
　　在攻取桐梓后，夺取通往遵义的门户，娄山关成为红军行动的下一个目标。这座海拔1440米的关隘，控制着桐梓通往遵义的要道，由于地形十分险要，自古以来这里都是易守难攻的雄关险地。
　　周军：当时打娄山关的时候，当时林彪和彭德怀不是各自提了一个建议，彭德怀就说，我们今天就打，今天就把娄山关打下来。林彪提出建议，就是晚一天缓一天，遵义的敌人不多，当时这几个团，不如等黔军全部过来了，我们一下把黔军全部拿掉，我们打的有把握，干部团也可以参战。
　　解说：由于对桐梓的进攻异常顺利，再加上之前几场与黔军的交手中，红军明显要占上风，因此无论是中革军委，还是林彪、聂荣臻对于夺取娄山关，借机消灭黔军，都保持着相当乐观的情绪。
　　周军：林彪当时建议就是说把黔敌，他眼睛里只有黔军，他也不知道中央军，就是把黔军全部集中在娄山关、遵义这个地域以后，我们参展的兵力陆续到达，到达以后我们对这八个团的兵力发起突击，把它全部解决。他这个建议本身来说也无可厚非，这个也是很合理的建议，但是他有一点，他没有考虑中央军，他当时不知道，中央军已经在向遵义增兵了，就是吴奇伟纵队。
　　解说：就在林彪、聂荣臻乐观估计形势的同时，作为突前一部被派去进攻娄山关的红十三团，却已在离关隘尚有十余里的红花园与黔军接上火了。在贵州当地，有桐梓是遵义的大门，娄山关是遵义的二门，大门易进二门难开的说法。
　　原红十三团特派员周彬少将回忆的《四渡赤水亲历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周围的山峰如剑，直插云霄，两侧的山峰夹着一条十步一弯、八步一拐的起伏不平的公路，大有一夫当道、万夫莫开之势，娄山关上只有两间茅草房，一块刻有娄山关三个大字的石碑，把守关口的敌人是王家烈的钢铁第十团宋绍奎部与守板桥金祖典部及其他两个团遥相呼应。从整个情况来看，我军要突破娄山关，不是轻而易举的。
　　这位1930年参加革命，参加过五次反围剿的江西籍开国少将，还是一位风水大师，1949年解放军南下，到达南昌之时，周彬曾经受命，去韶山帮助毛泽东恢复被湘军何健毁坏的祖坟，然而当他的胞弟提出，要为他们的父亲重择风水宝地，修建高碑大坟时，却被他以抓紧时间进行生产建设，好好学习知识为由拒绝了。
　　此时面对娄山关如此险峻的山路，周彬只能靠一只好脚与部队一起行军，他的另一只脚在苏区的一次战斗中受伤，由于缺医少药落下了残疾，只能拖着一只伤贾与部队一起踏上长征的道路。
　　在此时红军队伍里，与周彬一样，带伤参加长征的官兵也不在少数，更何况在红花园不敌红军的黔军，此时已退守娄山关，险要的地形和黔军从制高点猛烈的扫射，成为红军正面夺取娄山关最大的阻碍。
　　陈晓楠：红十三团进攻娄山关受挫的消息，很快被红三军团指挥员彭德怀、杨尚昆得悉，并且报告给了中革军委，而与此同时负责无线电侦查的二局也得到一个更重大的消息，那就是中国军吴奇伟的两个师已经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如果中央红军不能够快速拿下娄山关，就很有可能被黔军、中央军、川军，甚至赶来的滇军一起压制在从桐梓到遵义这段狭长的地形里，形成一个决战的态势。
面对有可能形成的40万国民党军队对3万中央红军，这样一个不利局势，中革军委下了一个决心，那就是换将，以力主速攻娄山关的彭德怀替换准备缓一天再打的林彪，迅速发起攻打娄山关的战斗。
　　解说：在公路四通八达的今天，我们已经很难用眼睛看到娄山关的险要，然而在76年前，当彭雪枫、苏振华率领红十三团来到娄山关前，看到的是蜿蜒而上的遵桐公路，从山下仰望犹如一条飞舞的长龙，直插群峰峭立之中，成为前往遵义的唯一要道，然而此时，黔军一个团却已抢占了先机，将公路封死了。
　　由于娄山关右翼山峰一律是悬崖绝壁，不可攀登，左侧主峰点金山，虽有黔军重兵防守，但相对坡度较小，可以攀爬。且攻占之后，可以居高临下，俯瞰控制娄山关，由此攻占点金山，成为夺取娄山关的关键所在。
　　争夺点金山战斗持续了一夜，至26日拂晓，红十三团的猛攻，已经迫使黔军开始步步后退，然而黔军依仗制高点的优势集中火力扫射，双方依然保持着对峙状态。与此同时，从娄山关另一面攻击的红十二团也遇到了凶猛的阻击，刚刚投入战斗的十二团，第一次冲锋，就被黔军的机枪挡了回来。
　　看着战士一批批得倒下，十二团团长谢嵩和政委钟赤兵决定换一种战法，组建一个500人的敢死队，由钟赤兵带着趁夜色，突击黔军阵地。
　　钟剑平：那个时候彭德怀下死命令了，你打不下来，不能活着回来见他的，那就拼了，当时500人的敢死队，我父亲当时刚过20岁的生日，刚过20岁生日，他几乎是这支部队年纪最大的，只有一个伙夫比他年纪大，剩下全是十几岁的娃娃，真是不要命。
　　解说：这位1914年出生在湖南平江，一个码头工人家庭的孩子，在1928年，带着200多个年龄十五六岁的同乡，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从此开始他的军旅生涯。
　　与其他官兵不同的是，钟赤兵是用左腿走完整个长征的行程，他的右腿在一次战斗中永久的失去了，这场战斗正是娄山关之战。
　　钟剑平：主席说呢，说钟赤兵这个同志原来我不知道，娄山关一战打出了名，这是一次最高指示了，以后陆陆续续一共是四次最高指示，从1966年1967年一年之间，其中说到了钟赤兵是个好同志，是打出来的干部。
　　解说：1935年2月25日夜，钟赤兵带领500名平均年龄十六七岁的敢死队员翻越峭壁，摸到黔军的阵营上，随即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等到后续部队赶到时，敢死队只剩下20多个人还有呼吸，这其中包括倒在血泊中的钟赤兵。
　　钟剑平：我父亲一直把自己称为是幸存者，他们这些人活下来是很难的，就是绝大部分非常优秀，非常勇敢的士兵，基本上都没有看到全国胜利，都没有看到，这几百个孩子的话，有两批我父亲是反复提过几回，一个是从平江带出来那200多个孩子，有的是被打死了，有的是失踪了，有的是半路，他们叫妥协，就是当逃兵跑到了，到建国的时候，只剩下他跟钟伟。第二批就是娄山关这批孩子，娄山关这批孩子，其中相当多一批还都是参加红军没有几个月，没有几个月，就在敢死队，上去就打死了。
　　解说：由于在红军长征途中，一直处于缺医少药的状态，从娄山关被抬下去的钟赤兵，一共做了三次没有麻药的截肢手术，才得以保住生命，但是时年20岁的钟赤兵却永远失去了右腿，自此只能靠一条左腿踏上未来的征程。
　　陈晓楠：在红三军团的猛烈攻击之下，黔军开始陆续从娄山关撤退，到26号晚上八点，通往遵义的门户娄山关到黑神庙一带，已经被红三军团完全控制了，此时形势可以说一片大好，中央红军主力已经实现了毛泽东建立黔北根据地的第一步目标。
　　危机并没有因为娄山关的胜利而被化解，此时中央军吴奇伟部的两极师已经渡过乌江了，如果不能赶到吴奇伟之前拿下遵义的话，被夹在一个狭长地带和数倍之敌决战的态势，依然是没法化解，当然了，以上的这些情暗况，红军首长们是了解的，因为负责无线电侦查的军委二局正在时刻监控着吴奇伟部的一举一动。]]> 　　龚楚，曾用名龚鹤村，广东乐昌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党的许多重要军事活动，并在红军中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那么，他都参加了哪些重要军事活动？担任过哪些重要职务？他是如何叛变的？最后结局怎样？
　　早年参加过粤军和从事农民运动，曾任广东北江工农讨逆军总指挥
　　1917年，龚楚入粤军第2旅，曾担任班长、旅部副官，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韶州（今韶关）分校学习。1920年后，龚楚先后任粤军排长、连长。1923年，龚楚任国民革命军攻鄂军少校参谋，参加攻打湖南作战。失败后被派到广州通讯处工作。
　　1924年6月，龚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身份，到广东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5月，龚楚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1927年2月，龚楚任中共乐昌支部书记。同年5月，龚楚率领乐昌农民军与北江工农军汇合，组成工农讨逆军，任总指挥，指挥讨逆军赴武汉参加讨伐蒋介石活动。讨逆军到达湖南耒阳时，被改编为第13军补充团，龚楚任团长。
　　参加南昌起义、湘南起义、百色起义，曾任南昌起义军营指导员，湘南工农革命军第3师党代表，工农红军第4军第10师29团党代表、第7军参谋长等职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龚楚率补充团转战到江西，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后，补充团大部分被编入起义军第20军第3师第6团3营，龚楚任该营指导员。后转赴香港潜回广东家乡。1927年底，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一部到达广东曲江（今韶关），部队对外宣称为第16军第47师140团。龚楚回到起义军，任140团团副。1928年1月，起义军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龚楚参加了朱德、陈毅与中共湘南特委领导的湘南起义。起义后，宜章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师，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合。井冈山会师后，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原湘南工农革命军第1、3师改编为第10师，原第3师编为第29 团，胡少海任团长，龚楚任党代表。龚楚参加了井冈山反击国民党军队“进剿”和“会剿”作战。1928年11月，龚楚奉命赴长沙重建市委，遭到袭击后回到广东乐昌老家。后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被派往香港从事地下工作。
　　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桂系将领俞作柏、李明瑞脱离桂系，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广西与之合作。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派遣邓小平、张云逸、龚楚等一批干部到广西。其中一些干部还在广西军政界任职，龚楚担任了南宁市公安局长。12月，龚楚参加百色起义。起义后成立红7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1930年11月，中共红7军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书记，龚楚被选为候补委员。会后，部队进行整编，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龚楚仍任参谋长，并兼第19师师长。
　　1931年1月，红7军转战至广西贺县之桂岭，鉴于部队大量减员，决定将3个师缩编为两个团，龚楚兼任55团团长。2月，红7军在广东乳源县梅花村（今属乐昌县）与粤军作战中，部队伤亡较大。龚楚在战斗中受伤，与其他伤病员一起留在当地养伤，后转到上海治疗。
　　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央军区参谋长。1935年5月叛逃投敌，曾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剿匪指挥官等职，带领国民党军大肆搜剿红军和游击队，并企图抓捕项英、陈毅等领导人
　　1931年8月，龚楚伤愈后经香港辗转到达中央苏区，曾任红7军军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模范团团长、红1军团第3师第7团团长、粤赣军区第22师师长等职。
　　1934年9月5日，中央军委任命龚楚为赣南军区司令员，钟循仁为赣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央军委令龚楚严格督促该军区第65团采取积极行动，向龙布、长河一带开展游击战，消灭这一带的土匪和粤军。9月21日，龚楚、钟循仁向朱德、周恩来、项英报告了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部署。随后，将各县区军事部改组为游击司令部，开展游击活动。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转移前夕，中共中央决定在瑞金成立中共中央分局，由项英、瞿秋白、陈毅、陈潭秋、贺昌等组成，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为主任。10月22日，中革军委宣布成立中央军区，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龚楚任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五个军区及各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红24师和红10军，继续坚持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的斗争。项英、陈毅等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地方武装和游击队接替主力红军防务，掩护主力红军集结，配合主力红军实行战略转移。
1935年春，国民党军队加紧对留在中央苏区红军的“清剿”，企图将中共中央分局等机关及红军部队封锁在于都南部狭小地区一举消灭，形势日益严重。中央分局连续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中央苏区形势，要求给予指示。2月，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发来急电，要求中央分局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央分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红军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分九路突围。会议决定龚楚与红24师71团政治委员石衡中率领该团约9个连突围，经赣粤边之油山，转至湘南，收容红军长征在湘江战役中失散的红34师人员，并在该地区开辟游击区。随后，龚楚与石衡中率71团从江西于都南部突围，2月下旬到达赣粤边的油山。后经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突破国民党军和地方武装的堵截到达湘南，在郴县、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并收容了红34师部分失散人员。
　　国民党军政当局在军事“清剿”红军和游击队的同时，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共产党和红军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变节投降，以分化瓦解共产党组织和红军队伍。龚楚革命意志不坚定，革命失利时多次脱离革命队伍潜回家乡。面对国民党的残酷军事“清剿”和政治上的引诱，龚楚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悲观动摇。1935年5月2日，龚楚率一个连到郴县黄茅村。当夜，龚楚趁警卫人员熟睡之机，叛逃回到广东乐昌。不久，龚楚投靠国民党粤军余汉谋部，先后担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
　　1935年10月13日，龚楚带领国民党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由广东仁化到达北山，企图消灭该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他们先与土匪周文山部假打一阵，然后说是湘南红军，来找关系，诱使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叛变。后在北山龙西石以召集红军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游击队员投降。游击队员奋起反抗，除八九人冲出包围外，其余30余人壮烈牺牲。10月20日，龚楚、何长林又带领粤军“抄剿”项英、陈毅的驻地，途中偶遇外出采购粮食和物品的侦察员吴少华等，要吴带路去见项英、陈毅。吴少华识破龚楚的阴谋，在到达营地前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
　　项英、陈毅等听见枪声后迅速转移。龚楚听到山上枪响，不知道山上有多少红军，又想到自己在山下处于不利地形，贪生怕死的他慌忙带着队伍沿着下山的小路逃走。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第46军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广州行辕少将高参、广东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1949年11月投诚，后跑到香港定居。1990年回到广东乐昌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龚楚在第五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后历任第七战区少校参谋、第四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龚楚曾任徐州市市长、广东省参议会议员、广州行辕高参、广东仁化县县长等职。
　　1949年5月，龚楚任广东省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兼保安司令。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北江，龚楚带领保安团逃到乐昌县瑶山。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劝龚楚投诚。龚楚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不得已于11月率残部下山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问题。12月，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广东省领导人经请示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策反国民党军海南守将、龚楚的同乡薛岳。龚楚满口答应，但到香港后却滞留在香港，而没有去劝降薛岳。后改名龚松庵，在香港定居，曾出版《我与红军》、《龚楚将军回忆录》。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关于不再追诉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犯罪行为的公告后，1990年9月龚楚回到广东乐昌。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家乡去世，终年94岁。]]> 1、秦国统一中国的军队
他们和蒙古人一样残暴，当然他们并不是野蛮人，和屠城的蒙古人或者曰本人不一样，他们屠杀的是和他们一样勇猛的战士，长平一战坑赵军40万!
他们并非游牧民族，他们可能不如蒙古人嗜血，但是他们绝对渴望战争，他们听说要打仗，就顿足赤膊、急不可待，根本就无所谓生死……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而且他们善骑射。
我们没法判断单兵作战时蒙古人和秦人作战时哪一个会胜出，但是我相信蒙古人宁可遇到野兽。
这支部队比蒙古人更强大的战斗力来源于它比蒙古人更优的特征：
纪律森严――严明可能无法说明。
赏罚分明――这一点没有哪个朝代可以达到秦国的水平，所以他们才会不怕死，所以他们甚至会抢首级。
更大的编制――一百万，蒙古人可曾面对过?
更优的武器生产线――不同时代的兵器有同样的尺寸，中国史上最强的弩兵，别忘了弓弩对付骑兵最有效，他们曾经一年之内把匈奴人赶到黄河北边
更好的后方――秦国守城也可以把只会破坏的蒙古人饿死。
更强的为战争服务的国家机器――这其实就是上边优点的总结，500万人口可以支持60万军队在外常年征战，这是什么概念?如果说蒙古帝国征战了80多年，秦国从一个小国到一统江湖打了500多年的战争。这个国家任人唯贤，而且君主对军队的控制比它后来的朝代更加有效……
更先进的生产力――(这点有些与时俱进啦)一千多年后的蒙古人除了后来有些火炮之外，它哪一点比得上秦国?千年历史其实都活在狗身上了。
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火枪出现前最强大的军队，它完全可以用来让一个孩子马上取得天下。
2、汉武帝时期的大汉帝国军队
哪一句话可以称为中国最让人自豪得热血沸腾的话?很难找得到痹烩么一句更好的了：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汉帝国的开国皇帝很威风的御驾亲征，结果差点回不了家，他可能会想，如果是韩信带兵……不过他的后人很替他争气(这和垃圾的明朝不一样呀，想当年土木堡，可是后来明朝的军队除了戚继光那会还可以玩一玩，估计包括袁崇焕的军队拿到早些时候连陪练都轮不上)，李广、卫青、霍去病在汉武帝时期终于对匈奴主动出击，那时候的汉军和匈奴打，可以以一敌三!(当然是考虑了汉人兵器更好的缘故)联想后来被迫西迁的上帝之鞭们，这支部队绝对是当时世界第一。
3、北宋岳家军
北宋末年，北宋最害怕的对手契丹人流传这么一句话：女真人不满万，满万则天下无敌。最后女真人统一了，重挫契丹人，积弱的宋人依然被契丹人羞辱，女真人南下的野心被激发了，他们一路打过了淮河，但是他们遇到了汉人最后的英雄――岳飞。岳飞并没有使用冷兵器时代对付游牧民族最好的武器：弓弩，他用了一个更危险的办法：砍马腿。只有最大的勇气和最强的纪律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女真人流传了一句话：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可惜，在中国出现了几大汉*的同时，宋高宗也杀死了岳飞，他杀死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英雄，他杀死了汉人的脊梁，或许这在他不厚道的祖显辉匡胤杯酒释兵权的时候已经注定了一个不尚武的国家只能被欺压，从此以后，汉人除了被羞辱还是被羞辱，在最黑暗的明代，西来的倭寇也能为所欲为。
4、唐帝国初期的军队
汉人疆土最大的国家是唐朝，击溃突厥，吞并高丽，只是在一个不厚道的将军的带领下被阿拉伯帝国和西域国家合力击溃，再也无力进取，而李隆基也因为宠幸杨玉环而断送了盛唐气象。而大唐帝国这支军队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些神奇的名字：李靖，那已接近传说;尉迟恭、秦叔宝千年以来成为了门神……
5、蒙古帝国的骑兵
汉帝国的军队只在和匈奴人的战斗中显示了强大的战斗力，蒙古人跑到了多瑙河，路上他们击溃了阿拉伯帝国的军队，花喇子模的军队，东正教教徒的军队，最后和天主教徒见了一面，一袋袋的耳朵可以显示了这支军队的嗜血的习性，以战养战的破坏方式也和任何军队不一样。这是第一个控制整个中国的游牧民族，他们当得起任何人的畏惧。这支军队的步伐止步于曰本海，毕竟海战超出这些草原上生活的人的想象，80多年的征战终于结束，而他们控制整个中国的时间也不过80多年罢，而曰本人的军国主义之魂诞生了。]]> 1950年1月以前，斯大林为了避免在远东陷入与美国的冲突，一直反对金日成采取军事手段解决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但是1月30日他突然给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发出一封电报说，金日成“想对南朝鲜采取如此大的行动，是需要充分准备的。此举必须组织得不冒太大风险。如果他想同我会谈此事，那么，我随时准备接见他并同他谈。请把此事转告金日成并且告诉他，在这件事上我准备帮助他”。得知金日成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满意和激动，斯大林又向什特科夫发出了一个补充指示：“请向金日成同志解释，在目前情况下，他想和我讨论的这个问题应该始终是机密的。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任何北朝鲜领导人和中国同志，更不能让我们的对手知道。”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在1月底突然改变了对朝鲜半岛的政策?为什么还要瞒着当时就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或者说，斯大林同意金日成采用军事手段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时间节点特别值得注意：1月26日，中方提出了关于旅顺口、大连港和中长路的协定草案，要求在两年内收回中国在东北的全部主权;1月28日，苏联退回经修改的中方文本，基本上接受了中国的要求;1月30日，斯大林给什特科夫发电报，表示同意金日成的军事计划并愿意提供帮助。由此，笔者有一个推断：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将使苏联失去通向太平洋的唯一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无疑是一个战略利益的重大损失，其结果将导致苏联在亚洲失去战略依托。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对南朝鲜发动进攻，就是想通过这次军事行动来重建或保障苏联在远东地区的这一传统战略的支撑点。
斯大林一向思维缜密、行事谨慎，他当然会想到军事进攻有两种结果--顺利或者不顺利。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就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仁川、釜山或其他南朝鲜的港口就将替代旅顺口和大连港的作用。即使战争失利，苏联仍然能够如愿以偿，因为东北亚的紧张局势会迫使中国要求苏联军队留驻旅顺、大连，而根据中苏双方的协定，一旦出现战争或危急局面，苏联军队有权使用中长铁路。所以，斯大林显然已经预见到，在朝鲜半岛出现的武装冲突，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斯大林所料。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不得不开放中长铁路，并请求苏军继续留驻旅顺基地。
总之，斯大林在解决与毛泽东结盟中的经济利益冲突时，对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是有缜密和通盘考虑的。而如此设想和计划的结果是，苏联既可以通过军事和政治同盟使中国加入莫斯科的东方集团，又能够保证其在远东的战略地位。这不能不说是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报复：本来斯大林是同意先帮助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然后再考虑朝鲜问题。后来突然秘密召见金日成，讨论朝鲜半岛的统一问题，显然已经把中共进攻台湾的战役置之脑后了。由此展开，美国学者柯庆生从另一个角度对斯大林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行为的解释，也是比较合理的：“正是因为斯大林怀疑毛泽东可能成为铁托主义者或者亚洲的列宁，才使得金日成撬动东亚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成为可能。”
当朝鲜战场的局势出现逆转的时候，毛泽东和中共确实面临着严峻考验。究竟是亚洲的铁托，还是苏联的忠实盟友，全部问题就聚焦于一点：中国在危急时刻是否能够出兵援助朝鲜。]]> 解密加加林空难原因
加加林空难已过去了45个年头了。1961年4月12日，刚满27岁的年轻空军少校、前苏联宇航员尤里·阿列克赛维奇·加加林，驾驶“东方1号”宇宙飞船进行了首次太空载人飞行，在太空遨游了108分钟。一时间，他成为令全人类仰慕的英雄。然而谁能料到，7年后，加加林在空军工程学院进修毕业考试时，却在最后一次飞行遇难。回首当年的空难，令人痛惜。
1968年3月27日10时19分，他在飞行教官弗拉基米尔·谢列金上校的陪同下驾驶一架乌米格-15飞机，从莫斯科郊外的军用机场冲向云霄。这是他刚从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进修毕业，进行通过飞行考试的最后一次飞行。这位已有10年飞行生涯的少校飞行员对这种例行考试是驾轻就熟的。他左手轻轻一拉驾驶杆，用规范的动作使飞机向预定的航线起点迅速爬升，是那样轻松自如。飞机载着这两位飞行老手很快就进入了预定的云层。当加加林熟练完成20号空域复杂气象条件下的盘旋飞行科目后，满怀喜悦的心情开始将航向从70度转到320度，做低速下降转弯时，飞机正处在穿越厚密的中低云层之间飞行。可就在这时，地面指挥塔无线电联络中断，无论怎样呼叫，也不见加加林的回音。经过一分钟后，地面响起了猛烈的撞击声，加加林和谢列金同机遇难。
一代天骄不幸遇难，震惊了全世界，更给前苏联航空航天界留下了一长串问话。前苏联政府非常重视这次特大事故，为查明空难原因，成立了全权事故调查委员会。与飞行有关的各方面专家、研究机构及业务主管部门，几乎都参加了这次调查，各种原始数据和分析报告整整写了30卷。其中几个主要的结论是：飞机本身自始至终处于良好工作状态，发动机在飞机接地时还在转动;飞行员本身自始至终有效地操纵着飞机，没有发生中毒或因其他原因失去知觉的现象，飞行准备和身体状况都符合最严格的要求;没有发生起火、爆炸及破坏的现象;没有与其他飞机、探测气球及鸟类等飞行物相撞的痕迹。
那么，是什么原因酿成了这场惨痛的悲剧呢?科学家们经过苦苦追寻，最后以预报云高有误作为结案。认为事故发生之时，上空云底、高度只有500-600米，而不是加加林飞行前报告的900米，致使加加林冲出云层后，地面一下子冒了出来，缺少了250-300米的调整高度，连跳伞的时间都没有了，因而导致了这场空难的发生。
事实是否如此呢?1975年6月的美国纽约空难，使科学家们注意到了气象条件对航空的影响。一些专家，特别是气象专家又重新对加加林空难进行了评估，认为气象因素才是主动的原因。低空风切变是怎样影响飞行安全这个谜，随着气象科学的发展和对空难研究的深入逐渐被揭开。
飞机能在空中飞行离不开升力，飞行员改变工作状态，也主要是通过改变升力的大小和方向来实现。飞机的升力和飞机的空速(飞机相对于空气的速度)有一定的关系，风向风速改变时，空速就要改变，飞机的升力也要相应改变。于是，便会引起飞行状态的不平衡。如果飞机着陆时通过的切变层是从强逆风进入弱逆风，或由逆风进入顺风，空速就会变小，升力也因此随着变小，导致飞机下沉，滑到了下滑轨道以下。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有一定的高度，飞行员立即拉起机头增大迎角，并迅速加大油门，提高升力，则有可能恢复到正常的下滑轨道，而安全的着陆。但是，要改变飞机的速度需要一定时间。如飞行员的反应时间、发动机增加转速的时间以及改变飞行状态的时间。而若遭遇的风切变高度过低，很可能来不及改出便已触到地面。同样，假若飞机着陆通过的切变层是从强顺风进入弱顺风，或由顺风进入逆风，则空速增大，升力增加，机头上仰，飞机便上升到正常的下滑轨道以上。这时若来不及改出，就会造成着陆点滞后，而冲出跑道造成飞行事故。实际上，1975年6月，纽约空难就是这后一种情况促成的。
那么，加加林空难时是否属于前一种情况呢?我们可以用当时的情况来进行分析：1968年3月27日莫斯科正处于一条中等强度的冷锋前部，加加林起飞时上空布满阴云，而又是以中低云为主的锋面云系，这就造成了复杂的飞行气象条件。随着冷锋的逼近，天气便越来越差。当时气象台为加加林提供的天气预报是冷锋过境时间在12时后，云高在300-500米，有阵雨，阵雨时云高200-300米，因此，飞行必须在午前结束。而担任天气侦察的飞机，没有对加加林所要求的飞行空域的云底进行空中侦察，锋面周围的云高又在不同处发生变化，却提供了错误的气象情报。这和早晨气象台提供的差异很大，给加加林造成错觉。所以，专家们认为原来的结论是不准确的。加加林是在降落时遭遇了冷锋的低空风切变，突如其来的风向风速的瞬时转变，使飞机失去了控制，径直冲入地面。
如今，人们已研制出低空风切变报警系统，用以对付风切变给低空飞行造成的危害，为航空的安全带来了福音。]]> 　　一次，主席和工作人员从人民大会堂出来，工作人员又一次跟主席提起官园的新住所。毛泽东说:“你们叫我去，我就去。”那天大家都挺高兴。马上通知，主席要到官园去了。后来车开到长安街口，主席突然说:“你们把我送进中南海，你们去。”从此以后，谁也不再提官园的事了。
　　一辈子不穿防弹服
　　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老战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担心主席的安全。“主席老想到群众中去，接触群众。”吴连登说。有一年国庆节，主席吃完饭，兴致很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到天安门看放礼花去！”车开到纪念碑东南角的礼花燃放点，主席就下来了，参加晚会群众围上主席，高呼“毛主席万岁！”把当时陪同主席的张玉凤、吴旭君、吴连登、周福明等六七个工作人员也给挤散了。后来叶剑英担心毛泽东的安全，跟汪东兴说:“我们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要给毛主席做一套防弹服。”汪东兴说:“叶帅，你还不知道毛主席的脾气，我劝你还是别做。”叶剑英说:“不，我们为了毛主席的安全，一定要做。你的任务就是我做好以后，送到毛主席那去。”
　　不久，汪东兴抱着做好的防弹服到中南海游泳池毛主席的住处，主席正在书房里看书，见汪东兴抱着个什么东西，就问:“你今天又送什么东西来了？”汪东兴说:“受叶帅之命，为了主席的安全，给你送一套防弹服。”主席把书放下，很严肃地说:“你们是怕人民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坏人想搞我搞不了，人民是不会搞我的。”
　　最后一个生日:面条全碎在锅里
　　1975年12月26号，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这是个凄凉的生日。事隔多年，吴连登披露了一件至今鲜为人知的故事。
　　“那天，陪主席吃饭的只有张玉凤等两三个人。主席的餐桌也很简单，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菜。吴连登给田树滨师傅打电话的时候，老田正在电话边上守着。田树滨是中南海的面点师傅，面食点心做得特别好，主席生日的长寿面，每年都是田师傅给做。田师傅接了电话说‘哟，你现在才来电话，今天主席生日，我一直守在电话旁边哩。’吴连登说‘你过来吧。’田师傅拿上工具到主席厨房擀面条。没多久，主席说要吃饭。田师傅把面条下锅，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面条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整的……这一幕惊呆了主席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韩师傅和吴连登。田师傅流泪了，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这辈子从来没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强烈地感受到厨房里伤感的气氛。“外面都以为毛主席满面红光，其实我们知道主席的身体已经逐渐衰弱了，随着年龄增长，主席渐渐有些体力不支，疾病伴随着他，他时常痛苦地咳嗽，吃饭的时候也容易呛着，也开始吸氧了……”吴连登说，“面条碎在锅里，这是天意，还是巧合，真的说不上是什么道理，但那的确是主席最后一个生日。”
　　主席吃饭的时间短，菜又少，再擀面条肯定来不及。吴连登说，那就煮挂面吧。厨房里的挂面是师傅们自备的，因为主席吃饭的时间不固定，师傅们很有可能赶不上食堂开饭的时间，就在厨房自备了挂面以便充饥，没想到这时候竟派上用场。
　　"主席临终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哪里知道这最后一碗长寿面不是手擀面而是挂面，但他吃得还是很香。"吴连登说。
       相关阅读：李银桥回忆：开国大典前夜毛泽东在做什么？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夜的事情。”李银桥回忆说。
　　自1949年3月25日，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移到北京后，毛泽东一方面仍在指挥彻底捣毁蒋家王朝的渡江战役，另一方面即在着手筹备新中国成立的诸多大事。打6月份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后，毛泽东所在的住处始终客来人往。这期间，卫士们见毛泽东比任何时候都忙，常常不能正常地吃饭、睡觉，可他精神也比任何时候都好。作为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打了二十多年江山的统帅，毛泽东对“十月怀胎”、即将“分娩”的人民共和国自然是格外的兴奋，因而他的精神状态始终充沛和饱满，显示出非凡的超人毅力。
　“唔，这下老头子要睡觉了！”卫士们兴奋地议论起来，谁知不出半小时，李银桥便阴着脸回到值班室。
　　“怎么样，主席睡了吗？”卫士们急不可待地问道。
　　“看来又没戏了！”李银桥摇摇头，说，“我以为我的‘阴谋’又要得逞了，谁知他根本不理这茬儿，说，‘银桥，你这帮我一梳，足以使我坚持七八个小时。’”
　　“这怎么行！再过七八个小时，就该到10月1日中午了，一到下午两点就得上天安门城楼，让老头子近百个小时没合眼去参加开国大典，要是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呀！”卫士们急得直跺脚。
　　“快想想办法吧！”卫士孙勇冲着李银桥说，“银桥，你是治老头子的‘智多星’，快拿主意呀！”
　　“对，卫士长快想办法吧！”卫士们围着李银桥七嘴八舌地说道。
　　李银桥急了，一跺脚：“我有什么法呀！你们就知道冲我喊！”
　　值班室内，一片沉默。
　　突然，电话铃响了。李银桥抄起电话。
　　“喂，是小李吗？主席睡了没有呀？”是周恩来的声音。
　　李银桥有气无力地回答：“报告周副主席，主席就是不肯睡。我们怎么劝也没用。”
　　“那怎么行！不行呀！小鬼，再过十来个小时，主席就要上天安门的，唉！”电话里传来一声长叹以后，便是许久的沉默。周恩来似乎也有点束手无策了。
　　“哎，叫周副主席来，主席准听他的！”警卫排长阎长林用胳膊轻轻地捅了一下李银桥，在他耳边轻声说道。
　　李银桥似乎一下子反应过来，把电话迅速提到嘴边：“周副主席，主席听您的，您来劝劝他吧！”
　　“好吧，我马上就到，你们准备一下。”对方搁下了电话。
　　卫士们欢呼起来，有周恩来到，毛泽东睡觉就有希望。
　　周恩来真是神速，仅三四分钟便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
　　“你们谁值班？马上准备些安眠药，另外一定要给主席按摩好。”说完，他便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
　　大约过了五分钟，周恩来走出毛泽东办公室。
　　卫士们赶忙问：“怎么样，主席同意睡觉了？”
　　“并不那么乐观。”周恩来对卫士们说，“我还有事，不能在这里久待，过一小时后你们再进去，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主席睡觉。要是出了大事，我找你们是问！”
　　周恩来走时，已是凌晨四点多钟了，这已经是属于1949年10月1日这一伟大的日子了。
　　卫士们从周恩来的话中猜测道，大概毛泽东答应再工作一个小时后便休息，于是，刚满一个小时，李银桥便走进毛泽东办公室。
　　毛泽东依然伏案疾书着，根本没有半点想“罢休”的样子。于是，李银桥便轻轻地提醒道：“主席，又过一个小时了，天空已经开始发白了。”
　　“嗯。”毛泽东嗯了一声后，毫无反应。瞧着毛泽东全神贯注的样儿，李银桥不敢轻易打扰，不得不又退了出去。
　　“银桥，周副主席在半个小时里来了三次电话问主席睡了没有，可怎么办好啊？”阎长林对拉长了脸的李银桥说。
　　李银桥一声不吭，忽儿坐下，忽儿又站起来，他在屋里来回走了半天，末了，又折身进了毛泽东办公室。
　　“主席您……”他着实有些赌气似的张开嘴，连头都没抬。
　　“怎么，我不睡觉你有情绪啦！”不想，这次毛泽东主动放下笔，伸了伸懒腰，站起来说道。
　　“不不……主席。”李银桥顿时转忧为喜。他熟悉毛泽东的每一个生活习惯和细节。他知道毛泽东要准备睡觉了。
　　李银桥赶忙弄好洗澡水，十分钟后，待毛泽东从院里散步回屋，他立即服侍毛泽东洗了个热水澡。上床后，李银桥照例上前为毛泽东按摩，可是却被毛泽东挡住了，说：“没事了，银桥，你也休息一会儿，下午一点叫我起床。”

　　李银桥只好退了出来，在值班室等候。这一天是他值正班，虽说这几天因为毛泽东不肯休息弄得卫士们也没敢睡，此时的李银桥也已疲倦不堪，可他哪敢打瞌睡。凭他的经验推测，今天的毛泽东是不会很早入睡的，或许临到中午才能睡着。如果到了时间不将他叫醒，误了开国大典，可是谁也负不起的历史性责任！想到这里，李银桥硬打起精神，告诫自己：必须按时叫醒毛泽东，绝对。卫士的责任有时连着中国革命的命运，因为他们是毛泽东的卫士。

　　一点整，毛泽东没有按铃。李银桥赶忙径直奔进他的卧室。毛泽东睡得很香，李银桥犹豫了：在毛泽东几天几夜不能睡觉时，他和卫士们，还有周恩来等中央首长个个急得团团转，想方设法希望毛泽东能睡觉，可眼下毛泽东真的睡了，而且睡得这么香时，又不得不去叫醒他。毛泽东是多么难啊！李银桥鼻子好酸。他打心里不忍上前去叫醒熟睡中的毛泽东。有一次，李银桥和卫士们记录了毛泽东几天没睡后，有一天睡下时，竟睡了三十五个小时！为此，李银桥和全体卫士举行了一次庆贺酒会。这些平时不喝酒的卫士们为毛泽东能睡三十五个小时，欢欣万分地每人痛饮了一杯酒。今天，他多么希望毛泽东再创造一次三十五小时的睡眠纪录！可是，不行啊！万万不行啊！误了开国大典，天王老子也会不容许的。

　　“主席！主席！”李银桥叫了两声。

　　“嗯？”毛泽东睁开了眼皮，他看见了李银桥。“怎么，一点了？”

　　“是的！”李银桥一边答道，一边帮毛泽东靠在床栏上。然后端上一杯热茶，放在床头柜上。

　　起床吃茶、看报，这是毛泽东的习惯，开国大典的“伟大日子”，他也不例外。

　　“主席，一点半了！”李银桥掐着表，打断了毛泽东的读报，替他穿上那件以后几十年里一直铭刻在中国人民心头的“开国大典毛式制服”。

　　9月1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为了开好这次会，同各界人士商议和起草好《共同纲领》，毛泽东又是一连几天几夜没合眼。9月30日，距开国大典仅有十几个小时了，可这天下午，毛泽东参加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后，回到住所三下五下地吃完一顿“辣椒加臭豆腐”的美餐后，叫来李银桥，让他给梳头。

两点五十分，李银桥扶着毛泽东，走完一百个台阶，与中央其他领导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三点整，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声音至今仍在十几亿人民的心头响彻着。

　　从下午三点开始的大典到晚上的焰火晚会，毛泽东整整在天安门城楼上待了六七个小时。

　　十一点，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李银桥赶忙替他脱下制服，解下皮鞋。“主席，您今天在城楼上始终神采奕奕，精神饱满。”李银桥看着劳累了一天，却依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的毛泽东，不由感慨道。

　　毛泽东听后也很高兴地说：“是的，看到人民，看到翻身做主后的人民喜气洋洋的情景，我精神好着呢！”毛泽东将头微微向上一仰，双目光亮地看着上空。他在想什么？想他的共和国？想他的人民？想他的延安窑洞？还是那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娇妻杨开慧？

　　顷刻，毛泽东将奔腾的思绪收拢回来。他认真地说：“银桥，今天要感谢你早上给我的一觉。”

　　“不，是周副主席的功劳。”李银桥说，“是他劝后您才同意睡的！”

　　毛泽东点头称道：“是，恩来这个人做什么事总是想得那么周到。不过也得给你记一功。”]]> 雷锋出差去安东，去参加沈阳部队工程兵军事体育训练队。他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从抚顺一上火车，他看到列车员很忙，就动手干了起来。擦地板，擦玻璃，收拾小桌子，给旅客倒水，帮助妇女抱孩子，给老年人找座位，接送背大行李包的旅客。这些事情做完了，他又拿出随身带的报纸，给不认识字的旅客念报，宣传党的政策。一直忙到沈阳。
到沈阳车站换车的时候，他发现检票口吵吵嚷嚷围了一群人，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个中年妇女没有车票，硬要上车。
人越围越多，把路都堵住了。雷锋上前拉过那位大嫂说：
“你没有票，怎么硬要上车呢?”
那大嫂急得满头汗地解释说：“同志，我不是没车票，我是从山东老家到吉林看我丈夫的，不知啥时候，把车票和钱都丢了。”
雷锋听她说的是真情实话，就说：“别着急，跟我来。”
他领着大嫂到售票处，用自己的津贴费被了一张车票，塞到她手里说：“快上车吧，车快开了。”那大嫂说：“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哪个单位的，我好给你把钱寄去。”雷锋笑道：“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就转身走了。那位大嫂走上车厢还感动得眼泪汪汪的向他招手。
雷锋从安东回来，又在沈阳转车。他背起背包，过地下道时，看见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大娘，拄着棍，背了个大包袱，很吃力地一步步迈着，雷锋走上前去问道：“大娘，你到哪去?”
老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俺从关内来，到抚顺去看儿子呀!”
雷锋一听跟自己同路，立刻把大包袱接过来，手扶着老人说：“走，大娘，我送你到扶顺。”
老人高兴地一口一个好孩子地夸他。
进了车厢，他给大娘找了座位，自己就站在旁边，掏出刚买来的面包，塞了一个在大娘手里，老大娘往外推着说：
“孩子，俺不饿，你吃吧!”
“别客气，大娘，吃吧!先垫垫饥。”
“孩子，孩子”这亲热的称呼，给了雷锋很大的感触，他觉得就像母亲叫着自己小名似的那样亲切。他在老人身边，和老人唠开了家常。老人说，他儿子是工人，出来好几年了。她是第一次来，还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哩。说着，掏出一封信，雷锋接过一看，上面的地址他也不知道，但他知道老人找儿子的急切心情，就说：“大娘，你放心，我一定帮助你找到他。”
这些事后来被战友们知道了。有人评论说：
“嘿，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
雷锋却并没当一回事。
雷锋关心群众是一贯的。有一天，他正在部队驻地附近擦洗汽车。突然阴云聚扰，下起了雨。他连忙拉开帆布盖车，一抬头，发现公路上有个妇女带着两个孩子，怀里抱着个小的，手里拉着个大的，肩上还背着个包袱，“叭叽叭叽”膛着泥水，在大雨中吃力地走着。
雷锋跳下车来，迎上前去一打听，原来她姓纪，从哈尔滨来，要到樟子沟去。她发愁地说：“兄弟呀，叫雨浇得，我都迷糊了，往哪走是正路呢?”
雷锋听了，看看她背这么大的包，还带两个孩子，天又快黑了，下着这么大的雨，怎么走呀!就说：“大嫂，你在这里等等……。”他连忙跑回宿舍，拿来了自己的雨衣给纪大嫂披上，接过孩子来替她抱着，冒着风雨送她们回家。
一路上，那孩子冷得直打哆嗦，雷锋又脱下了自己的衣服给孩子穿上，一直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把她们送到家。纪大嫂感激地说：“兄弟，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情意啊!”

雷锋说：“军民是一家，何必说这个……”

风还在刮，雨还在下，天也黑了。纪大嫂和家里人再三劝他宿下，等明天天晴了再走。雷锋想：刮风下雨算什么?一定得赶回部队，明天还要照常出车呢!就辞别了他们，又浑身湿淋淋地冒着风雨连夜跑了回来。

添砖

有一个星期天，雷锋肚子痛，他趴在床上忍了一会，想硬挺过去，但又一想，明天还要出车，这样疼下去可不行，赶快爬了起来，跑到卫生连。

值班医生问了问病情，按了按肚子，给了些药片，嘱咐说：“不要紧，回去用热水袋压一压肚子，好好休息休息就好了，可别再累着呀!”

雷锋往回走，路过一个建筑工地，工地上那热烈的劳动场面，一下子把他吸引住了。他心里赞叹着：“嘿，真了不起，不久以前，这里还是一片煤渣地，现在就要盖起高楼大厦了。”在这里劳动的人，个个汗流浃背，干劲十足。砌砖的和运砖的，展开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扩音器里响着一个尖嗓子姑娘的声音，鼓动得整个工地热气腾腾的。他正要离开这里，忽听得那尖嗓子姑娘喊道：“……砌砖的同志大显身手，以惩每小时一千二百块的速度，打破了过去的纪录，运砖的同志加油呀!”雷锋回身一看，见运砖的两人一辆小车，一个拉一个推，个个干得挺欢，还是供不上砌砖的需要。他忘了肚子痛，跑到推砖场，操起一辆小车就干起来。他一个推一辆车，装得满满的;上坡时挺费力，几个工人赶来帮助他，有个工人问道：“同志，谁叫你来的?”雷锋笑着逗他说：“你们叫我来的呀!”“我们?”“是呀，你们为了社会主义，干得热火朝天，就不许我来吗?”

雷锋觉得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添一块砖，也是好的，他越干越高兴，推着小车跑得飞快，一口气推了十几车，脸上的汗珠子直淌，衣服全湿透了。工地上的人都很纳闷：“哪儿来了这么个解放军战士，干得这么带劲!”有的说：嘿，真了不起，解放军同志干什么都是好样的!

有一位工人端来一碗水，对雷锋说：“同志，喝碗水，休息一下吧。”

雷锋说：“不累，谢谢。”接过碗，一饮而尽，用手背抹了抹嘴，又推砖去了。

运砖供应不上的情况很快转变了。当雷锋刚刚装好一车砖的时候，尖嗓子的广播员甩着辫子跑出来，问雷锋：

“喂，同志，你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

“你问这个干啥?”

“你给我们带来很大鼓舞，大家要求写篇稿子表扬表扬你。”

雷锋说：“我今天没事儿，到这儿干点活是应该的。有啥可表扬的。”说罢，推上车就走。

广播员感动地望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还向我保密哩，我非打听出你的名字不可!”

 

 

 

整个工地你追我赶，热火朝天，大家越干越欢。上半天，超额完成了施工任务。中午，劳动结束后，雷锋拿起军衣，准备回连队时，一帮工人忽地把他围住了。这个和他握手，那个向他致谢。一个穿白衬衣的人，上前来拉住他的手，热情地说：“你到这里来劳动，给我们的鼓舞不小。”

雷锋不好意思地说：“这有什么!我和大家一样，只是尽了我应尽的义务。”

那位女广播员又问道：“可是干了半天，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呢?”

“我该回去了……”雷锋拔腿就走。

广播员故意板起面孔说：“同志，广播你的事迹，不能看成光是对你的表扬，这对我们今后的工作，也会有推动作用呀!”

雷锋只好说出了自己的名字。那位广播员一甩辫子，笑着跑。不一会儿，她那尖嗓子传遍了工地：

“感谢解放军，向雷锋同志学习……”

红领巾的知心朋友

雷锋藏着两件心爱的东西：一条红领巾，一个大队长臂章。他从家乡到鞍钢，又从鞍钢到解放军部队，这两件东西，始终带在他身边。部队驻地附近，有好几所小学校，上学、放学的时候，少先队员们见了解放军叔叔，不是敬礼，就是问好。雷锋每次看到他们幸福的笑脸，就会想起自己的童年，和曾经帮助他“天天向上”的组织。1960年10月间，他担任了抚顺市建设街小学和本溪路小学少先队组织的校外辅导员。他的工作任务很紧张，但他经常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或者在大风大雨不能出车的时候，跑到学校去，和教师、辅导员、队员们谈心。平日里，他也抓紧一切机会，从报纸上、刊物上搜集革命领袖、革命先烈和革命英雄的故事，记在自己的日记本上，一有工夫就讲给孩子们听。他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爱他，把他看成自己最亲密的朋友。

一个阳光灿烂的中午，雷锋穿着崭新的军装，胸前飘着鲜艳的红领巾向建设路小学走去。红领巾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把他的脸映得红彤彤的。

他一踏进小学校门，马上就被一群孩子围住了。孩子们像群喜鹊，跳着、欢呼着：

“欢迎雷锋叔叔。”

“请雷锋叔叔讲故事!”

雷锋和孩子们到一起，就高兴得闭不住嘴地笑。今天，他刚出车回来，本来身体很乏，可一想到孩子们希望他多来玩，也就忘了休息，放下饭碗，换了衣服，就跑来了。

雷锋和孩子们接近多了，他发现有许多孩子本来是很聪明的，可就是调皮惯了，自己约束不住自己，违犯纪律，还影响学习。因此他觉得当辅导员，应该想尽一切办法，把这些孩子领上正路来。

建设路小学六年级有个小马。这孩子很令俐，很活泼，就是调皮得要命，整天打打闹闹不好好听课，个子老大了还没戴红领巾。中队委员们气得都不理他了。雷锋知道了这件事，就说服队干部们：

“小马是你们的同学，大家有责任帮助他。他功课不好，要吸收他参加学习小组，帮助他赶上来，怎么好不理他呢?”

中队委员们说：“他不听同学们的话，怎么帮助他呀!”

雷锋说：“不要紧，我们一起想办法。”

这以后，雷锋就经常注意接近小马，给他讲故事，跟他谈心，约他到宿舍来玩儿。“

经过雷锋和老师的教育，和少先队的帮助，小马逐渐克服了爱玩爱闹的缺点，学习也进步了。当他第一次戴上红领巾，见到雷锋的时候，他紧紧拉住雷锋的双手，激动地说：“雷锋叔叔，我加入少年先锋队啦!”

可敬的傻子

天快暖了，连队里发放夏衣，每人两套单军装，两套衬衣，两双胶鞋。大家喜滋滋地向事务长领来了衣服。发到雷锋的时候，他却说：“我只要一套军装，一件衬衣和一双胶鞋就够了!”

事务长奇怪地问道“为什么只要一套?”

他说，“我身上穿的军装，缝缝补补还可以穿，我觉得现在穿一套打补钉的衣服，比我小时穿的要好上千万倍呢!剩下的两套衣服交给国家吧!”

雷锋对于物质，即使浪费了一丁点儿都觉得心疼。他钉了一个木箱子，里面螺丝帽呀，铁丝条呀，牙膏皮呀，破手套呀，真是什么都有，他把这叫做“聚宝箱”。

要是车上缺了个螺丝，坏了个零件，他都先到“聚宝箱”里找，能代用的就代用。要是擦车布实在烂得不能用了，他就从“聚宝箱”里找出破手套，洗干净了作擦车布。至于牙膏皮、铁丝条什么的，他积到一定数量就卖给收破烂的，得了钱全部交给公家。

雷锋的生活很简朴，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组织上每月发给他的津贴，他留下一角钱交团费，两角买肥皂，再用些钱买书，好扩充他的“小图书馆”，其余的钱，全部存入银行。他穿的袜子，补了一层又一层，最后，完全改了样，还舍不得丢。他用的搪瓷脸盆，漱口杯，上面的搪瓷几乎掉光了，他也舍不得买新的。有的同志实在不明白，就问他：

雷锋呀，你就一个人，没家没业的，干吗这样苦熬自己?“

雷锋说：“谁说我苦熬自己?现在的生活，比起我过去受的苦，真是好上天了。”

又说：“谁说我就一个人，没家没业?我们祖国大家庭有六亿多人口呢。为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党中央号召咱们发愤图强，艰苦奋斗，这样做不对吗?”

有的同志就说：“国家那么大，也不缺你那几块钱哪!”

雷锋说：“积少成多啊!每人一天节约一角钱，你算算，全国一天节约多少钱?当了国家的主人，不算这毛帐还行?”

有人说：“雷锋是傻子，是小气!”

雷锋以自己的行动，回答了那些不理解他的人们。

那是一个美好的日子，驻地附近的人民，欢欣鼓舞，敲锣打鼓，庆祝城市人民公社的成立。

他心里也非常喜悦，他想，在这个时候，自己能为公社做点什么好事呢?想着想着，了跑到储蓄所，把自己两年来在工厂、部队积下的二百元钱，全部取了出来，一阵风似地，跑到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党委办公室，把钱往桌上一放，说：

“我早就盼望这一天了!这是我对望花区人民公社的一点心意，收下吧!”党委办公室的同志，很受感动，说：“同志!我们收下你的这份心意，钱，我们不能收，你留着自己用，或寄到家里去。”

雷锋说：“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我的钱就是给家里用的。”他又说：“我在苦里生，甜里长，没有大我，就没有小我。党和人民给了我一切，我要把一切献给人民和党。这钱是党和人民给我的，现在就让它为人民事业发挥一点作用吧”。

雷锋苦苦要求，公社仍然不肯收下，直到他说得哭了起来，公社的同志才答应收下一半。这件事大大地鼓舞了全体公社社员。他们说：“我们一定办好人民公社，答谢解放军……”

1960年夏末，报纸上发表了一条消息：辽阳地区遭到了百年不遇的大小灾。

对辽阳，雷锋有说不尽的深情厚谊啊!他在那儿参军，在那儿住过，劳动过。他马上怀念起那里的伙伴们，那里的乡亲们……。看了报，他急得直叹气。

当他在报纸上看到党中央派飞机给灾区人民送粮又送衣的时候，心里想：“党中央这样关心灾区人民，我这个人民战士，此刻能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呢?……”他想到自己还有公社退回来的那一百元钱，便连忙写了封慰问信，顶着大雨，立刻跑到邮局，把一百元钱和信一起寄到辽阳去了。

他在日记上写道：

“有些人说是我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我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 日本向蒋介石递“橄榄枝”
当时，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十分畏惧与林彪、罗荣桓统领的东北野战军作战。东北战事失利，蒋介石曾怄得连吐几天血。东北野战军突然入关作战，蒋介石十分紧张，非常害怕傅作义集团又遭林彪部队歼灭。
蒋介石正在苦思、担忧之际，1948年12月12日，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参事宋越伦给蒋介石来电，说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和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对国民党军队近期接连在“剿共”作战失利十分担忧。为使中国政权不落入共产党之手，他们愿意在回日的老军人中组建一个“反共军人协会”，全力帮助国民党“剿共”战争，扭转不利战局，以“报答”蒋介石及其政府过去对他们未予惩处的“恩德”。
蒋介石的侍卫长俞济时、儿子蒋经国看到此电后，感到山田纯三郎、冈村宁次的建议甚好，向蒋介石进言，说应同意他们来华帮助指挥剿共战争。
蒋介石考虑冈村宁次系侵华日军总司令，在中国名声甚臭，如果由他们组建一批人来华指挥作战，国民党军人心里恐难以接受，共产党知道了也会大做文章。故未同意，只叫机要秘书周宏涛给宋越伦回一封信，对山田纯三郎、冈村宁次等深表谢意，又称鉴于国内局势，此举需等到国共战争明朗化之后，才可考虑。
这样，山田纯三郎、冈村宁次第一次要求派人来华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愿望，因国民党高层有顾虑而未能实现。
蒋介石派人赴日请战犯助战
1948年12月22日，华北傅作义集团盘踞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被歼;24日，被围在张家口的第十一兵团所属第一○五、一○四、一○一军各一个师和两个骑兵旅被歼;23日，张家口地区的第十一兵团的五万余人被全歼。已成惊弓之鸟的华北蒋军被迫龟缩在北平、塘沽、天津几个据点。
蒋介石想起了宋越伦的来电，觉得要在平津地区战胜林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只有请日本人来指挥，原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是最合适的人选。
12月25日，他叫机要秘书周宏涛给国民党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去电，请他们与国民党保密局派驻日本的特务头子蔡孟坚取得联系，立即将根本博请到中国来。此事不能以政府的名义，也不能让麦克阿瑟的驻日盟军总部知道，最好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邀请为宜，而且要高度保密。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电令“华北剿匪总司令部”，赶快派一参谋赴日本，请根本博到华北来帮助指挥作战。“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参谋长李世杰根据蒋介石的电令，特派一台湾籍的李姓参谋和一名日文翻译匆匆赶往日本。
国民党驻日军事代表团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后，派武官曹士澄与李姓参谋一同去找蔡孟坚。蔡孟坚、曹士澄和李姓参谋经过一番密谋，决定带着蒋介石的密信和李世杰的邀请函先去找冈村宁次咨询。冈村宁次看了信函，认为国民党政府早就应这样做，并答应立即与根本博联系。冈村宁次还告诉李姓参谋和曹士澄，根本博从中国回到日本后，一直赋闲在家，无事可做，但对国民党政府未将他作战犯处理，一直心存感激，中国此时邀请他去帮助指挥平津地区的作战，估计他会去的。
根据冈村宁次提供的地址，李姓参谋和曹士澄很快找到了根本博的家。
根本博，1891年6月6日出生在日本福岛县，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三期，几年之后又进入陆军大学第三十四期深造，1923年进入步兵二十七联队任中队长，1932年到中国，任驻上海领事馆武官，1936年又奉调回国重回军队，任步兵第二十七联队联队长，1938年升任少将，并出任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1940年升任华南方面军参谋长，1941年晋升中将，1944年任第三军司令官，同年转任驻蒙军司令官，1945年又调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兼驻蒙军司令官。日本投降后，他在北京故宫太和殿的受降仪式上，代表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签字投降。
根本博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恶不作，血债累累。他极端仇视共产党及其军队。日本宣布投降后，他拒不放下武器，对苏联、蒙古红军在河北张家口地区大打出手，还以武力抗拒八路军对其部队受降。
据根本博在回忆录中说，他早年曾来中国，1926年就与蒋介石相识。他的部队投降后，蒋介石对他既往不咎，也未将他列为战犯，甚至对他甚为厚爱。蒋在自己的书房接见他时，对他礼遇有加，其身边的文武大将，如侍卫长商震上将、战区司令官孙连仲上将都笔挺地站立，却拉着他的手要他坐着谈话。他在组织指挥撤离华北地区三十五万部队、四十五万日侨的过程中，也得到蒋介石及其部下的大力协助。因此，他回到日本后，一直把蒋介石当大恩人，心里对蒋一直存有报恩的念头。
根本博看了李姓参谋递上的邀请书，二话没说，答应马上到中国。李姓参谋和曹士澄还告诉根本博，邀请单位虽然是“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实际是蒋介石指示的，蒋介石对根本博将军的军事才华十分欣赏，相信他到中国后，华北战局一定会转危为安。
根本博告诉李姓参谋和曹士澄，他对华北地形很熟，也有与共产党军队作战的经验，待到去中国实地了解了战场情况后，就可给傅作义将军提出一些谋略，使华北国军走出困境。李姓参谋从根本博的谈吐看，认为他相当机敏，在军事上确有一套。
根本博问什么时候动身，李姓参谋和曹士澄说华北局势危急，越快越好，行动路线及其途中的掩护，正在筹划中。根本博说，根据华北战场的情况，他还要带几个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军官一道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根本博的老部下、原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的参谋吉川源三大佐。吉川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四十四期，根本博认为他颇有军事才华，又熟悉华北地区的情况，是难得的参谋人才。
李姓参谋和曹士澄当即表示同意，他们还告诉根本博，只要对华北战场的作战有利，他带任何人都可以。
李姓参谋和曹士澄走后，根本博就开始思考带到中国去的人选。除了吉川源三外，他还决定带上心腹浅田哲、冈本秀俊、中尾一行、吉村尾雄、照尾林蔚。
吉川源三等人都愿跟随根本博到中国。
为防止暴露，蒋介石还电令驻日军事代表团，要根本博一行注意隐蔽、保密，最好化装成国民党军人，由驻日军事代表团为他们提供服装及证件。驻日军事代表团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对根本博一行进行了精心包装，并给他们各起了一个中文名字。
哪知，他们的准备工作还未完全做好，平津战役已经结束了，盘踞在华北地区的几十万蒋军除一部分被消灭外，大部分起义、投诚。
局势变化了，国民党政府驻日军事代表团做不了主，发密电向蒋介石请示，蒋立即回电，让根本博他们改到上海帮助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策划守卫大上海的战斗。
当时，李姓参谋没有料到根本博要带七个人到中国，手上资金不够，要根本博帮助借一笔款，到了中国再偿还。那时，从中国回到日本的军人既没有工作，也没有生活补助，日子过得十分艰苦。根本博为了帮助李姓参谋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决定变卖自己家里的部分家产。这样，他们才筹足了到中国的经费。
1949年2月底的一天，根本博一行与李姓参谋乘坐租来的一艘九十吨机帆船“捷真丸号”，在夜幕的掩护下出发了。船行到日本九州时，被美国宪兵扣押。
在审讯过程中，根本博一行如实招供了身份，并告知是到中国去帮助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剿共”的，请求美国宪兵放行。由于此事涉及蒋介石，加之根本博原来的军阶比较高，美军宪兵感到难以做主，将此事报告了盟军总部。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虽觉此事很荒唐，但因其在思想深处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所以对此事就像木匠吊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准宪兵对外张扬。
根本博一行被关了一段时间后，麦克阿瑟又下令将其释放。他们出来休整了几天，决定继续往上海进发。行到中途，他们又得到上海已被解放军攻克、蒋介石要他们转往台湾的消息。他们决定改变航向，急速往台湾基隆方向前进。
没有料到，到琉球附近时，突遇台风，船被风浪掀翻，他们全都落水，有三人因不会游泳，险些丧命。正当他们在风浪中拼命挣扎时，恰遇一艘美军的大型军舰到此处执行任务，便将他们从海里捞了出来。6月10日，美军用一艘小型军舰将他们秘密送往台湾基隆。
根本博等辗转赴台
带领根本博到台的李姓参谋系本岛人，根本博、吉川等人上岸后，他感到北平失了，京沪也未守住，聘的这批日本军官已不起作用，自己也暂无工作可做，便将根本博等人交给在台的军事机关就回家了。
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人无事可做，只得在台闲住。为了保密，他们一直不敢暴露身份，但心里却时时盼着蒋介石召见。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大陆兵败如山倒，老蒋心乱如麻，一时顾不到根本博一行，根本博一行觉得国民党政府怠慢了他们，时常吐露怨言。
由于根本博与李姓参谋有债务关系，他们闲得无聊时，又常去找李姓参谋要钱。李姓参谋感到无奈，对他们说：“平津、京沪杭地区虽然失守，国共战争并未结束，你们仍有发挥专长的机会。你们来中国垫付的资金，我将向政府反映还给你们。”
到6月底，有人将此事报告给台湾省主席陈诚。陈诚听了一惊：怎么会把日本战犯弄到中国帮助打仗呢?共产党如知道此事，一宣传出去，国民党的领导人还有何形象?政府如何向社会交代?
他向好几个要人打听是谁将这批日本人弄到中国来的，被问的人都说不知道。
1949年7月13日，国民党要员谷正纲、陈雪屏、雷震就改造国民党的问题专程去向陈诚作说明时，陈诚说：“我这一段时间开会不大讲话，是因为心情很不好，主要是蒋介石太爱管细事，胡乱训人，许多事情又不与人商量，弄得我很不好做事。”陈诚说到这里，举出日本战犯根本博一行来台的例子说：“已有六七个日本旧军人到台湾来了，不知他们是为何而来，也不知是谁请来的，总裁办公室突然来个电话，叫我们省政府给他们提供吃住的地方。我问这些日本人是谁请来的，他们都不说，似乎很机密，连我也问不出来，这叫我怎么做事?”
陈诚还告诉谷正纲等人，既然大家都不知这几位日本人是谁请来的，他只好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
过了几天，不知是谁将此事反映到蒋介石那里，并说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人对无人关照他们的生活意见甚大，甚至还骂娘，要求政府将他们送回日本，蒋介石才再次指示陈诚，根本博等人是奉他的指示聘请来华的，生活问题暂时由台湾省政府安排，而且要照顾好。
8月15日上午，汤恩伯到国民党中央设计委员会委员雷震家告诉他两事：其一，他已受蒋介石之命，到福建任省主席，福建的军政事务都由他负责，并询问雷震与CC大将方治是否愿到福建帮助工作;其二，蒋介石将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七名日本人交给他带到厦门，做守卫金门、厦门的军事顾问。汤还想叫雷、方二人做根本博等人与汤恩伯的接头工作，并将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人交给雷震、方治招呼。
汤恩伯还说：“根本博、吉川源三到台后被陈诚安置在北投警察署招待所住了很长时间，那里条件甚差，既无事可做，又无人关照他们，他们意见甚大，见到军政要员就怨声载道。蒋总裁听说后，很同情他们，将他们交给我，要我好好招待他们，并要我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发挥他们的军事专长。对这几个日本人，我只有按蒋总裁的指示办。”
雷、方二人不知此事的内情，没有表示任何意见。
日本战犯帮助制定金厦防卫方案
此后，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七人跟随汤恩伯到了厦门、金门，还帮助汤恩伯制定了厦门、金门的防卫计划。
1949年8月23日，吉川源三在汤恩伯举行的军事会议上，向与会的中高级军政官员介绍了他与根本博共同拟定的金门、厦门防卫方案，汤恩伯对此十分满意。散会后，汤恩伯专门宴请了根本博、吉川源三等人，并对他们制定的金厦防卫方案大加赞赏，他说根本博、吉川源三的军事水平比他要高出许多。
汤恩伯说根本博、吉川源三的军事水平要高许多，主要是指根、吉二人研究了金、厦海域的情况后，否定了汤原来制定的利用国民党的海军优势，在海上围歼渡海的解放军的方案，另行制定了一套打击解放军的计划，这个计划的步骤是：先让解放军登陆金门，再利用空军炸毁解放军的船只，断其退路，然后将登陆的解放军诱进金门内陆进行巷战，在战斗过程中让开一条路，让解放军沿这条路逃到金门北海岸，再在滩头将其全歼。
根本博、吉川源三详细讲解了这个计划后，汤恩伯等国民党高中级将领茅塞顿开，认为这个计划高妙，远胜他们原来的作战方案，决定采纳。
8月22日，雷震、方治到厦门协助汤恩伯防守金门、厦门。雷震青年时代曾在日本留学九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日文很棒。晚上，根本博、吉川源三来看雷震，谈得甚久，吉川源三告诉雷，他曾到过金门岛，并草拟了一份金门防守计划，汤恩伯及其他将领对这个计划评价甚高。
蒋介石听汤恩伯、雷震在电话中说根本博、吉川源三甚有军事才华，觉得他正需这样的人帮忙，决定马上召见这两名日本战犯，并鼓励他们一番。
8月31日，蒋介石给汤恩伯发电，叫用专机将根本博、吉川源三运送到重庆，他要召见这两人。根本博、吉川源三到重庆后，向老蒋详细叙述了他们来华遭遇的曲折和所受的苦难，并发了一些牢骚。蒋介石听后，连连对根本博说：“很对不起，我因忙于战事，部下又不知你来华经过，对你们疏于照顾，让你们一路受苦、受委屈了，以后再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蒋介石除设宴招待他们外，还就国共内战问题与他们进行了长谈，希望他们为反共战争出谋划策。蒋介石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早些时候来中国，我们在北平、天津也许就失败不了，你们未赶上平津、京沪杭地区的防卫战，那就把你们的军事才能展现在我们的东南沿海防卫战上。”
谈完之后，蒋介石又叫侍从人员给他们各送一笔美金，说是对他们的“家庭生活补助”，以弥补他们来华所受的苦难。根本博、吉川源三伸手接钱后，向老蒋鞠躬致谢。根本博、吉川源三还一再向蒋表示，以后一定要为国民党的反共战争作出贡献，以报答蒋对他们的“厚爱”。
随后，蒋介石又用专机将根本博、吉川源三送回厦门。]]> 隋文帝杨坚有五个儿子。他登帝位的那年，便立大儿子杨勇为太子。立二儿杨广为晋王，三儿杨俊为秦王，四儿杨秀为越王(后改立为蜀王、益州刺史)，五儿杨谅为汉王。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十月，废太子杨勇为庶民，十一月立二儿晋王杨广为太子，将杨勇交给杨广囚禁看管起来。
杨广，名英，小字阿婪。相貌堂堂，一表人材。他从小便很敏慧，很受父母的钟爱，立为晋王那年，才13岁。他用阴谋被立为太子以后，也许是怕下面的三个弟弟用同样手法对付自己，所以对三个弟弟十分不放心。而最使他担心的，便是老四蜀王杨秀。杨秀身材魁伟，有胆略，武艺高强，在朝臣中有威望。开皇元年封为越王，不久改封为蜀王、益州刺史，在益州任职，总管24州军事。
太子杨勇被废后，杨秀愤忿不平。杨广探知后，便与杨素计谋，让杨索派人到益州暗中收集杨秀的差错。正好杨秀在益州奢侈糜费，车马被服违反朝廷规定，制作得如同天子一般。杨素得报，便添油加醋地向隋文帝报告。隋文帝最恨的是子孙奢侈不节俭，不久前老三杨俊便是因奢侈受责忧郁而死的。对杨秀的行为，他也不饶恕，便下一道圣旨召杨秀回到京城长安。这是隋文帝仁寿二年三、四月间的事。杨秀得到诏令后，迟迟才动身。
这年八月间，独孤皇后病重身亡，太子杨广当着父亲隋文帝和宫妃百官的面哭得死去活来，悲痛欲绝，而背地里却谈笑风生，饮食如故。白天守灵堂时，每天只是叫人送点大米来，可暗中又叫人将鱼肉装在竹筒里，用腊封口，再用布包好送来给他偷偷地吃。
独孤皇后安葬后，蜀王杨秀才来到京城，隋文帝更不高兴。杨秀进见父皇时，隋文帝对他板着脸，不理他。第二天又派个使者去严厉地责备他。杨秀连忙陪着使者来到父亲面前谢罪，太子杨广和诸亲王都陪在庭院里流泪哭泣。隋文帝教训杨秀说：“前不久秦王杨俊糜费财物，我以父道训斥他，如今你杨秀残害百姓，我要以君道来惩处你。”说罢将杨秀交给杨素等几个大臣审讯。
太子杨广暗中令人制作一个木偶，用绳子将木偶的双手捆绑，用铁钉钉进木偶的心窝，上面写着文帝的第五个儿子汉王杨谅的名字，还写上“请西岳慈父圣母收去杨坚、杨谅的神魂”等字。令人将木偶暗暗地埋在华山山脚下。杨素派人将木偶挖出来后，去向隋文帝报告，说这定是杨秀干的。隋文帝大怒，立即下令将杨秀囚禁起来，撤掉一切官职，交给杨广看管。
隋文帝仁寿四年正月，64岁的隋文帝在仁寿宫卧病于床。两年前孤独皇后死后，隋文帝便宠爱宣华夫人陈氏和容华夫人蔡氏。隋文帝病倒时，两位夫人都在身旁服侍。杨素等大臣见文帝的病情日益严重，也都入宫侍候，并召太子杨广住进大宝殿。太子杨广见父亲病重，心中暗喜，他急着要登皇位，写了张纸条叫宫人交给杨素，向杨素问计。这宫人误将纸条送给隋文帝，隋文帝看到字条后勃然大怒，经陈、蔡二夫人百般慰解，才平息一些。
第二天一早，宣华夫人陈氏外出更衣，不一会忽然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文帝见她神色紧张，头发散乱、衣冠不整，急问她出了什么事，宣华夫人流着泪说：“太子无礼。”原来她刚才出寝宫时被太子杨广拦住调戏，好容易才挣脱出来。隋文帝一听怒气冲天，恨得把手指头都咬出血来，连声大叫：“这畜生怎么能托付给他大事，独孤(皇后)误我!”急令人叫兵部尚书柳述和黄门侍郎元岩进来，对他们说：“快叫太子进宫来。”柳、元二人以为是要杨广入内，文帝连连摇手说：“叫勇来。”杨勇早已被废为平民百姓，要进宫来必须有诏书才行。柳述和元岩赶忙出去草拟一份诏书，两人正写着，忽然一队东宫卫士闯进来，将他两人押解到大理寺监狱里关押起来。
原来是杨广见宣华夫人逃脱时，神色不对，知道大祸临头、忙去找杨素商量，杨素探听到情况后，连忙叫宇文述伪造一份诏书，将柳述和元岩抓起来，并将东宫的卫士调进宫来，由宇文述等人指挥，宇文述令卫士封锁宫门、不许王公大臣入内。杨素又派他们的心腹右庶子张衡入仁寿殿看望隋文帝。张衡进入隋文帝寝房时，便将宣华夫人和容华夫人支使出去。一会儿，只听到隋文帝惨叫几声，便断了气。
据赵毅的《大业略记》一书记载，张衡是用毒药将隋文帝毒死的。又据马总的《通历》一书所载“张衡入拉帝，血溅屏风，冤痛之声闻于外，崩。”这便是说他将隋文帝活活打死。总之，隋文帝是被太子杨广和宰相杨素合谋通过张衡之手杀死的。这一点已是诸家纪载比较一致的说法。
隋文帝死后，杨广秘不发丧，以隋文帝的名义造了一道诏令派车骑将军屈突通送给汉王杨谅(此时杨谅任并州总管之职)，令杨谅迅速回京。杨谅发现诏书不对，不肯出发。原来隋文帝曾和杨谅约定，凡是他亲自发出召他回京的诏书，便在“敕”字旁边加上一点，作为标记。杨谅见屈突通送来的诏书没有这个标记，便怀疑有假。同时，他往日对大哥杨勇被废、三哥杨秀被囚已经很不满，现又发现诏书作假，便起兵以声讨杨素为名，反对杨广，但最后兵败被擒，终生被监禁。
与此同时，杨广又以隋文帝的名义发了一道诏书给故太子杨勇，赐杨勇死，并令人立即将杨勇缢杀。于是，杨广在害弟杀兄弑父之后，登上帝位，为隋炀帝.]]> 作为上个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男人之一，毛泽东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但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不为各种艰难困苦所滞，并以其坚忍不拔的耐力、愈挫愈奋的毅力和绝处逢生的智力走出险境，并成就了一番伟业。
当然，有些尴尬，其浸入内心的某种苦楚，也许是无法抚平的。有的困境虽然走出，其对自己的伤害并因为自己采取的激烈行动而对别人的伤害以及对社会历史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可能是没有办法彻底消除的。
尴尬是一种精神上的紧张、不协调和矛盾的状态，它由外界作用于内心而形成。承受这种尴尬并努力破除这种尴尬，确实是一种人生的大学问。
毛泽东因其较大幅度的人让姿态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参与而遭遇着各式各样的反应和作用，又因其性格上的孤傲和作法上的执着而受到相当的非议或抵触。而且，明枪暗箭都会随时袭来，这让毛泽东的人生之旅无时不处在风险和挑战之中。
毛泽东自有他一流的逆境攻略，那就是弹性有度，绝地反击。整整五十五年的党内政治生涯，他忍受着、化解着、腾挪着、运筹着、迎击着、推档着、接纳着八面来风，并以其铮铮傲骨巍然屹立着。
一、割据井冈山
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是从秋收起义开始演绎的，但这一起义却险些如稍早进行的南昌起义和稍晚进行的广州起义一样沦于失败。
当时党可以号召和发动的工农力量没有原来想象地那样大，以旧军队为骨干辅之于工农武装的起义队伍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有战斗力，分散各处未经事先训练和整肃的临时发动的武装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样富于组织纪律性。四个团中，第四团哗，其他三个团在会攻长沙的过程中都遭遇了强烈的抵抗甚至反扑。情急之下，认识到攻打长沙简直就是一次以卵击石行动的组织者毛泽东选择了激流勇退。整顿队伍，养精蓄锐，生聚教训，以利再战，是他清楚地看到敌强我弱的态势后的第一感。于是，在经历了重大牺牲和挫折包括阵亡了总指挥卢德铭和把一个师四个团缩编为一个团(只有一营和三营)后，在进行了三湾改编后，在与井冈山的两股政治倾向并不是如水一样清澈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取得联系并进行了相当诚恳和大方的公关交往后，毛泽东的部队在井冈山设立了后方医院，并有了一个可以依托、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基点。在此之后，七百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东袭西扰，打下了井冈山周围的宁冈、茶陵、遂川等城镇，并建立起第一个工农政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圈子”(高岗语)或“山头”(毛泽东语)初步创立。在这里的近二年时间，罗霄山脉中段的这个在当时还不是很有名的所在，居然在后来走出了共和国十大元帅中的五位(朱彭林陈罗)。
从攻打大城市败退山沟，这已经是逆境。但是毕竟，毛泽东用工农武装割据的策略保存并壮大了这支武装并藉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而且，通过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策略也确保了红旗可以打得长久。从逻辑上而言，这本来是一次对危机的英明化解，即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毛泽东的作法被中央认为是逃跑或软弱，因为其没有贯彻原拟定的秋收起义会攻长沙的计划和目标。于是，他的中央正治局候补委员被免并因周鲁传言的扭曲而成为“无党人士”的师长。这无论如何对毛泽东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消沉，他随即组织了与朱德部队的会师和整编，并在红四军建立之初就拥有了五个团的工农武装。再与彭德怀的平江起义武装会师后，曾经在中国革命史上威风八面并直接构成红军长征主力的红一军团和和红三军团的班底由此搭成。虽然在红四军七大上与朱德陈毅等发生较为激烈的冲突并并暂时退隐，但很快在中央(李立三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官复原职并因为红四军九大的统一思想而让“朱毛”红军逐渐发展为一支让敌人分外头疼的劲旅。在共产国际的名人录里，朱德和毛泽东成为中国*领导人最早享受上墙待遇的精英之选。
在井冈山适应并运用成熟的游击战争法则在以后进军赣南闽西并建立中央根据地的过程中也成为实用而有效的重要原则。中央大员们的分批进入以及在瑞金成立的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朱毛的割据哲学。毛泽东以他的忍辱负重和实事求是为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道路的夺权道路。
二、宁都遭贬
比起鄂豫皖苏区创始人许继慎(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二营营长)、曾中生等被错杀的惨状，毛泽东虽然也在中央苏区受到了长达三四年的排挤和冷落，终于还能保留临时政府主席这样的名义和政治局委员这样的发言权，并因为被赋予了随军长征的资格而同时拥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应该算是十分地幸运。
在成功地率军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之后，在力主撤赣州之围而在漳州指挥了一场漂亮的攻城战之后，在红一方面军政委身份失而复得之后，在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的军中磨合已经取得相当的效果之后，毛泽东先是在苏区中央主持的宁都会议上被项英、任弼石、顾作霖、张闻天等贬去兵权，又在党的总负责博古进入苏区后因长期纠“罗明路线”而让毛泽东再次退隐后门家庭冷落。后期进行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再也与“长于军事”的他无缘。
可毛泽东在终于赢得了政治失意后的天伦之乐后没有自暴自弃。他一方面抓紧时间养病、读书和调研，一方面不时地对外界施加影响比如代临时政府驳斥关于“伍豪自首”谣言、公开干预对肖劲光的审判、受周恩来之托去于都河考察“退路”等。
毛泽东终于承受住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加之于他的各种磨难，并因为个人在共产国际和红军中建立的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以及个人的积极争取，而获得了随军远征的机会。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携毛泽东长征，也是出于如果留下毛泽东可能会对留守的项英、陈毅不利的担心。可年轻的博古没有想到的是，心计缜密的毛泽东同样会对他不利。
长征途中，同样病中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三位在后期的长征中对博古们实现了全面夺权(毛取得了军事上的发言权、张当上了党的总负责)的三巨头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加上博古李德的惨败，让红军自出发前的八万六千人一跃而减员至三万多人，且长征策略机械而呆板，缺乏最基本的灵动，由毛启动而由王稼祥具体联络、发起的遵义会议在一九三五年
一月召开，因为三人的大力进攻和周恩来审时度势下的附和，大局迅速逆转。毛泽东再次掌握兵权并因此而开始涉足更多的权柄。
被张国焘和王明等强烈指斥为“不合法”的遵义会议，在今天仍然有着许多神秘的面纱没有揭开。但是一方面，毛泽东东山再起成为不可更易的事实;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党务上的脱颖而出表示了认可，这就从根本的意义上确认了遵义会议的既成事实。
从湘江战役中敌方战报中相对扩大的数字加总也不超过五万情况和王明所称的诸多损失都是开了小差的说法来看，再对应于刘英口述中所说长征前的大规模“扩红”，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红军在突破湘江之后大量减员，非战斗减员的成分很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的红军，在长征前进行了对苏区的极大规模的扩红行动，从而使得红军主力的红一、三、五军团的人数都达到了二万人左右，这其中有着相当数量未经有效训练和教育的新参军战士。在逐步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向外线后，许多新战士因为贪恋故土并感到前途渺茫而选择了回归老家，这应该是长征初减员很大的一个原因。
但不管减员的具体结构如何，湘江之战后博古因压力过大而心思重重的精神状态显然让毛泽东的反击减少了许多对抗。在遵义会议上，虽然有一些人如邓发表示了中立，但很少有人为博古李德做激烈地辩论和抗争则也是事实。李德一怒退出会场，不仅对保住博古无补，反而让那些政治局委员和军人增加了对他的反感。凯丰倒是为博古辩解，但可惜他的论据太容易驳倒而只好说出“走着瞧”这样基本上等于是认输的软弱之词。
宁都遭贬时对毛泽东做出不利决策的几个人，有的(如项英、任弼石)不在遵义现场，有的(张闻天)已经倒向毛泽东，有的(周恩来)同情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和协助周恩来抓军事的助手(后来这种主辅关系逆转)，大大地洗雪了“前耻”。
三、毛儿盖难局
在后来接受斯诺在保安的采访时，毛泽东坦陈在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师并险些遭遇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的挟持的那段时光，是自己最为黑暗的日子。
老资格的、曾经被推荐为陈独秀的接班人的、党的六大上合法选出的政治局委员(红一方面军中只有周恩来与其同为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长)、党的创始人中唯一接受过列宁接见的、拥有八万大军的张国焘，成为刚刚从年轻的博古和不通中国国情的李德手中取得兵权的毛泽东面前的一道厚重的高墙。
疲师而来的毛泽东们不得不做出一次次让步。张国焘成了红军总政委，他的属下陈昌浩、周纯全成为中央委员，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一方面军的密码本上缴，军阀习气和机会主义思想浓厚的张国焘开始无视那个有嫌文弱的中央(周恩来性情随和且有病在身、张闻天生性软弱、博古元气未复且年轻气盛、毛泽东不愿意把关系搞僵)做出的那个北上的决定并认为南下四川有利可图。经多次争取无效，并意识到张某人的险恶用心，失望的毛泽东们只好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一无奈的选择简直可以用丢了夫人(杨尚昆夫人周伯钊)又折兵(五军团和九军团)来形容。而且，毛泽东率一三军团不辞而别北上，还被张国焘、李特等污辱为“逃跑”。
但后来在哈达铺发现的陕北有红军活动的消息大大地证明了毛泽东们的英明。而挺进陕北并接近抗日前沿的说词显然与已经越来越高涨着的全国抗日高潮合拍。另外两个因素也让成功地驱逐了毛博张周后志得意满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大大地失分:一是四方面军经营四川失利，兵力大损，相比于经过了东征西征后大大扩充了的新的第一方面军而发言权大折;二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极力协调一四方面军的矛盾并呼吁会师后的二四方面军北上。
西路军的惨败让张国焘与毛泽东进行竞争的资本大伤。作为会宁会师前后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行动，张国焘的二个军渡过黄河后因国民党军的分割而使之逐渐成为孤军。这支拥有二万一千人且包括了原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董振堂为军长)、在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下的西路军在以后的作战中被拥有骑兵之利的马家军击败甚至基本上歼灭。徐陈化装逃脱，董振堂牺牲，只有李先念率几百人到达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而得保全。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当年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在后来对他进行的政治斗争中，他的威望大伤。极度失意的他最后选择了叛逃，这一作法使得他与后来的王明、林彪一样不再有被“平反”的一天。
就这样，毛泽东再次以他的能“忍”渡过了危机，又以他强大的别开生面的能力而挣脱了对手的竞争。
四、王明挑战
同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委派和蒋介石的邀请而“从天而降”的王明甫一踏上延安的地面，就希望从毛泽东尚未稳定的阵营中分出大大的一杯羹。
借着他的特殊身份，他也确实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成为党内不分高下的五大书记(张闻天、毛泽东、王明、任弼石、康生)之一和与延安中曲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长江局书记并得到了如周恩来、朱德、博古等许多人的支持的人志得意满，甚至在武汉做出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文章的举动。
与这位钦差大臣的认识分歧一度让党内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王明直接导致了新四军发展中的畏首畏尾。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则暂时处于守势。
毛泽东的观望和不时的辩论终于收到效果。在武汉的行动有许多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使得王明的统战之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而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来的有利于毛泽东而不利于王明的共产国际指示让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遭遇打击。
王明留在了延安且越来越遭遇了整风的扫荡。他曾经主持的长江局撤销并分化为中原局、南方局和东南局。刘少奇、周恩来、项英三人分沾了他曾经的权力。
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和苏德战争的胶着两大背景下，延安整风开始越来越指名道姓的对王明的清算。五十岁的毛泽东成为党内负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王明在随后虽一直是中共党史的评论者，但已经不再对毛泽东构成政治上的威胁。
对王明的竞争，毛泽东再次使用了等一等、看一看、动一动的策略，并因了外界环境和路线实效性的影响而建立起胜势。
五、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心情坏到了极点。
蒋介石是不是会投降日本人这一点判断曾经让毛泽东迟迟不能做出对路的决断。如果蒋要投降，*军队绝对不可以放任，主动出击歼灭其有生力量是必须的，于是他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准备十五万机动兵力备用。可蒋要降日，则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包围就可能顺利地通过某些日占的铁路和河流的这一显性指标，又让毛泽东为之困惑。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可谓威风八面，日本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在拉他，他在左右逢源中希望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和军事收获。即使是日、美、苏的判断也不准确，何况一直不能掌握第一手信息而只是根据外显的迹象进行判断的毛泽东呢。
只是汪精卫一派的投降反而让毛泽东放下心来。他开始放弃了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强硬对策而寄希望皓电和齐电只是吓一吓。他相对较为从容地开始处理新四军军部的北上问题。项英也开始因为毛泽东的犹豫不定而继续拖延。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境中，他认可了刘少奇的苏北攻韩并因此而更加激怒蒋介石和顾祝同。
可当毛泽东发现自己的判断可能失误而蒋介石即使不降日也愿意与日本人保持不一定的默契以腾出手来对时限过后“违反军令”的新四军施以重击时，他的着急心情不可言表。他发电要求项英迅速组织北上，并开始侥幸项英们能够选择到一条安全地北上之路。
当新四军军部期望先南下再东下然后达到北上目标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七个师的包围之中。“护送”迅速变成了“围剿”，九千男儿被来了一次从战法上看更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聚歼。
新四军军部及六个团成建制的被消灭让惊魂未定的毛泽东怒不可遏怒发冲冠，他甚至要求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和八路军包围韩德勤予以报复。在蒋介石下达解散新四军命令之年单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的作法也似决裂行动。
但是，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又开始认为取政治上进攻的方式更为有利和有成算。配合着国际国内一片骂声，*参议员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举动让蒋介石大为尴尬。而后日本人对汤恩伯部的进攻则更加让他脸上无光。
失去了一个操作不利的项英和江南八千壮士(有一千多人突围)而得到了一支在江北更加壮大和整备的新四军，毛泽东有得有失。江南支点被夺使得后来的国共对垒的主战场主要是在江北，陈刘主持新四军军各让毛泽东的抗日策略得到更坚决的贯彻。
蒋介石也终于吐口“不会再有剿灭友军之军事”，十二条抗议虽然没有实现，也终于算是打退了敌人的反共高潮。毛泽东从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自己的判断和指挥失误而负出的重大损失中抬起头来，得到了党内同事们的支持而不是怀疑，这也让他的自责减少而开始走出与国民党破裂的双败危险。
如果说皖南事变前毛泽东还有若干可以商榷的决策，则之后他采取的政治上反击的作法则肯定是绝对的英明。试想，如果坚持以牙还牙，最高兴的应该是日本人，且国共之间的名义上的合作关系再也无法修复，且在国际国内，*人得到的同情也将淡化。更为紧要的是，纵使是日本人坐山观虎斗，当时分散各地且以打游击为主要作战逻辑的*军队也没有战胜蒋介石的把握。
皖南事变大大地让毛泽东尴尬了一把。不过，后来归蒋介石尴尬了。毛泽东虽然损失了八千壮士，可在势上胜了。
六、陕北转战
解放战争中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的重点进攻在最初表现出绝对的优势。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撤出延安。虽东拼西凑但仍然仅有二三万人的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最初是确定由张宗逊来领军的)下迎击有二十三万之众的胡军。
但毛泽东却不想转移到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其他根据地。他与同事们争论再三，最后采取折衷之策，即将中央一分为三，刘少奇与朱德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杨尚昆等中央后方委员会去山西，毛周任三大书记继续留在陕北。
一支仅有几百人的昆仑纵队建立起来。史林(任弼石)和郑位(陆定一)受命管理这支纵队。毛泽东变成了李德胜，周恩来变成了胡必成。在时时处处都受到胡军威胁的黄土高原上，毛泽东再次打开了“圈子”。
没有谁能够彻底说清毛泽东不愿意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的想法。执拗与大无畏的解释也许只能有一点点的正确。他可能就是希望亲眼看着胡宗南被中央总部和西北野战军拖垮，他可能根本就不希望在这种老家被端的尴尬局面下去其他的“山头”寄人篱下，他更可能是有把握再次回到自己已经呆了十几年的红都延安----因为他后来确实有过调陈赓部队参与对胡宗南的对抗的想法。也许，他想到了当年被赶得只好长征的那种尴尬，而他希望以此留在陕北并在危险的环境下指挥全国战争来显现自己泰山倒于前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并以此嘲笑当年博古李德仓皇远征的那种沉不住气。也许，他还真得想玩一把“你敢攻我的延安我就敢扰你的南京”的惊险游戏----他在期间确实多次策划并指导了粟裕率一四六纵队(即叶王陶)蛙跳式进入闽浙赣的计划。
当然，这更似毛泽东一向处理逆境的那种策略:可以忍但不可以让、可以退但不可以逃、可以僵持但不可以气馁。总之，毛泽东留在了陕北，在一面躲避胡军的追寻中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策划西北的牵胡、扰胡、打胡行动。
面对蒋介石的二翼重点进攻其余战区持守势的战略，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以两翼牵制情况下的中央突破打乱蒋的部署。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次第南下，刘邓部队甚至攻入红军和新四军多次开辟又迭次放弃的大别山根据地。而原拟使用于陕北的陈赓部队和本可以用于山东战场的华野主力打到外线，把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与蒋介石的重兵集团争逐于中原。加上东北和华北的骚扰性作战，本来就不工于军事的蒋先生立即处在手忙脚乱之中。
在西北战场，毛泽东称为蘑菇战术的非典型战法也让胡宗南大为头疼。青化边、羊马河、蟠龙等小规模歼灭战以及鼓德怀化俘虏为新军的作法，也让胡军大大地丧失着信心。
除了几次危险降临到咫尺之遥的遭遇外，毛泽东在陕北这个自己的根据地里有惊无险地游行、旅行着甚至休养着，如小李村等多个村庄都曾经有过这位“李先生”长期驻足的印迹，甚至于还有过数次会议在他们的临时“行在”里召开，胡宗南并不能奈之若何。
转战陕北的日子理论上是刀光剑影，可从后来说来却是一路洒脱。除了没有什么好吃的不得不总是在吃过黑豆之后迎来行军队伍中一声接着一声的放屁不绝，一年的转战之旅在毛周的机警加谨慎之下风平浪静地渡过。一年之后，当西北大局即将确定，宜川大捷后重新拿回延安之前的数日，毛泽东恋恋不舍地渡河去了河北，准备他的苏联之行(因斯大林几次建议而未在建国前成行，不过也因此多了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的神采)。
蒋介石和胡宗南是想通过进攻延安而让毛泽东尴尬一回的，可他因为毛泽东的强硬和智慧而最终将这尴尬留给了自己。毛泽东离开后不久，动作越来越大的国共会战便从济南开始而后是东北、淮海和平津，直到把蒋先生长江以北的主力兵团尽数囊括。
七、赴苏困境
建国后不久即兴冲冲的赴苏之行差一点因为斯大林的傲慢和拖延而变成一次空手而归的纯粹贺寿之行，毛在得到了表面上很隆重的接待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安慰，可他希望得到的那个“既好看又能好吃”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并没有眉目。
毛泽东陷入一种一天里只有吃饭、拉屎、睡觉的单调而尴尬的处境中。
是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出的与中国建交的倾向和“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的传言让斯大林开始换一种思维来认识毛泽东的价值和使命，订立新约的工作才开始。周恩来的后期抵达，使得这次中苏订约进入实质性阶段。
毛泽东从斯大林的口中得到了短期内不会再有大的战争可以投入足够的精力抓建设的提示或承诺，也将从双方订约中得到一些百废待兴的中国所需要的安全保护和保证。但是，比较而言，新约并没有比旧约为中国这个领土存在得到更多的利益。相反，经过国民党方面主持下的公投认可了外蒙独立的这一事实不再可能逆转，新疆和东北的特别利益再次给予苏联。
主权上的失落感也让毛泽东在十几年后(六九年中苏领土纷争)开始通过反思老毛子对中国领土占领的旧事而在秋后算斯大林的账。这一点也说明，毛泽东的第一次赴苏之行并不是满载而归。
在很大程度上，中苏新约和与苏贸易所欠下的大量外债，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从苏联方面购入的军事物资的积久旧账，给共和国背负了沉重负担。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苏联老大哥”所赐。在建国初期不得不采取的“一边倒”国策，因为过于倾向苏联而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负作用。
八、大将军发难
做为抗美援朝的第一功臣、十大元帅之一(排名第二)，身兼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绝对算得上是共和国的大将军。
彭和毛的关系也并没有那么默契或和睦，从井冈山到庐山会议，二位湖南人之间互相骂骂娘也是寻常之事。
可在大跃进实质上已经走向失败、毛泽东也准备纠左即反冒进的情况下，大将军的骂娘之举则因为毛泽东的敏感和多疑而在基本上十分正确的情况下而触了霉头。口才粗鲁而又文墨粗疏的彭大将军尽管握有连毛泽东也已经准备默默认可的真理，但因为遭遇了国际上的波兰、匈牙利之乱和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诸项政策的不满、国内反右扩大化大失知识分子之心甚至大悖毛泽东本意、大跃进因为上面的高指标和下面的浮夸而搞的一团糟而让毛泽东心思烦乱的特定环境，大将军的“万言书”(实际上只有三千多字)一时间成为毛泽东转移视线甚至排解愤闷的出气筒，跟着他“起哄”的一干人马如黄克诚、张闻天、周一舟甚至田家英、李锐也被毛泽东安了一个“军事俱乐部”的名义拿下。
多少次都能够清晰理解毛泽东意图并有公共场合坚决维护毛泽东威严的林彪这位正宗的毛泽东嫡系取代彭大将军而成新的国防部长。可能因为那位粗豪将军一时兴起发动“兵变”的可能性被避免。毛泽东虽然在一个不太合适的场合采取不太合适的策略把老功臣的兵权解除，但是毕竟，这在一定程度上担心“枪杆子”发生问题的那种忧虑解除。
在准备对彭大将军采取反击行动之前，毛泽东观望并思考了好几天。即使是在他在大会上反驳彭的意见书并威胁“解放军如果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时，他也并不是特别有把握大将军方面“兵变”的传闻是不是属实。但足以让毛泽东一生感到快慰的是，穷其一生，掌握兵权或相当政权的反对者从张国焘、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都没有对他采取实质性的反击行动。不管是隐忍未发(张国焘)还是顾全大局(刘少奇)或者是行动未遂(林彪)，还是如彭德怀一样所谓的兵变只停留在谣言阶段，毛泽东都作到了有惊无险地慑服对手。
但搞掉大将军这件事本身虽然并没有特别大的抵触，但消极影响却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任命鼓德怀出任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党内为彭大将军平反的声音一直不绝。
原因很简单，他的万言书并没有说错。而且，因为庐山会议上因为把纠左变成反右，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加剧。后来，彭德怀写了一个更长的报告，用更多的实例再次证明自己的正确，多方面的怀疑、不信任、要求承认错误的压力就一直对毛泽东交相攻逼。
自尊心太强的毛泽东即是在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亲口承认错误。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含蓄的方式认可了自己的失策。比如安于二线生活、不再过多地干预一线的决策并默默接受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并不是错误的说法。
九、七千人大会
亲耳听着、亲眼看着刘主席报告中说到大跃进的错误观点是三个指头(毛此前只承认一个指头)、向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不是错误，并且至少在心底里极不情愿地向这次开到县委的五级干部会议公开承认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这真是一次公开的尴尬。
要不是林彪以其看似有理的三路线观(即把党内路线区分为毛泽东正确路线、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毛完全可以把这次退居二线后简直就是任人摆布的认错大会看成是自己的“滑铁卢”。
七千人大会前后数年里对一线主持者(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不满终于在未来的一天发泄了出来。尴尬之后的等待终于迎来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关于四清运动的分歧在毛刘之间公开爆发后，毛泽东开始准备在一个合适的机会里解除与羽毛丰满后的刘的二十来年的同盟关系。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如愿以偿。毛刘的决裂可以部分地比拟太平天国里的洪杨决裂，不是杨秀清或刘少奇缺乏治国之才，也不是洪秀全或毛泽东太不容人，实在和杨秀清与刘少奇在治国中确立了巨大的威望后不自觉地对看似虚位的“一把手”表现出的怠慢甚至无礼有关。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有一百零四处说到毛泽东的名字而八大的报告中则降低到了四次，在延安已经发表过的《论*员的修养》在后来编辑《刘少奇选集》后划去了毛泽东的名字，还有一些毛泽东认为很重要的会议不邀请他参加，这些都可以视为两个主席失和的间接证据。从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以刘少奇靠边为标志而彻底结束。
文化大革命这项巨大工程中的一个微观方面，就是毛泽东对分出一线二线后的大权旁落的全线收复。毛自己都承认了自己在经济上的不够内行，但他肯定又不能容忍一些在他看来也内行不到哪去的一线主管把他边缘化的努力。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相继落马，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恶气也终于可以出了----尽管代价十分巨大。
十、林彪夜遁逃
也许毛泽东建国后的位高权重和年事已高有关，毛泽东后来的逆境策略越来越减少了低调和忍辱的表现而反映为寸土必争甚至锱铢必较。
一直在公开场合严格维护毛主席威严的林副统帅终于还是没有如愿以偿地实现顺利交班。他刚刚表现出对“国家主席”这一曾经由刘少奇担任、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国家和军队(宪法上国家主席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权力的位置的觊觎，毛泽东敏感和多疑的目光就极其冷峻地飘了过来。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提及设置“国家主席”之议的所有林彪“山头“的人都遭遇了严厉地批评，甚至包括不悉此中玄机的汪东兴。
毛泽东对此的穷追不舍收获的是林彪的委屈和反感。他已经清楚地感受到了张春桥力量的上升和自己接班的渺茫。他在策划“五七一”和谋害B-52未遂的情况下选择了叛逃。
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林叶夫妻，用一种十分生猛的方式宣布了毛林同盟的完结。而亲密战友的叛逃之举让毛泽东的神经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多种病相加并经常在梦中喊出“亲密战友”、“副统帅”等语的他显然无法理解这一痛变故并追究自己在把林彪逼上绝路的过程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两大接班人相继以不同的方式与自己决裂，这让毛泽东受到了太大的打击和刺激。他对战友们的信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而对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也越来越不英明。起初是准备同时起用老干部邓小平和新干部王洪文并希望由老干部辅佐新干部的方式实现政权接力，但后来发现造反出身的王洪文迅速投入江青集团，而邓小平则拒不接受请他主持为文化大革命正名的任务。政治局内在林彪集团衰落后仍然有两大山头强烈对抗，这种对抗甚至引发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前的大规模集会和含沙射影的诗词大会。失望中的毛泽东同时放弃了邓王二人，而开始考虑以处在中立立场上的华国锋主持大局。但是可惜，毛华之交仍然未能如毛所愿“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他所选择的第四组接班人仍然未能经得住政治风流的考验。
林彪叛逃加剧了毛泽东的衰老和走向天国的进程。也许，发生在他七十八岁这年的这场巨大困境是他一直没有走出的难局。在后来的五年里，他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判断和不合常规的决策。这五年里的毛泽东，一方面表现出与芦荻谈诗说文时的才情飞扬，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各位同事的半信半疑。他同时打击了文人和武人两大集团，却也没有投入足够的实质性措施树立华国锋们的威望。
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先毛去世，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周恩来留在人们心中的洁白之品。在毛泽东去世后，只好在冥冥之中期望握有兵权的叶帅能够对华主席多多关照了……
毛泽东在其一生中遭遇了许多次尴尬的场面，几乎都在他举重若轻的高妙手段下轻松化解。但是比较而言，上升期的他处理逆境的手段更为潇酒，而高峰期的他处理危机的手法则偏于滞重。]]> 齐柏林飞艇(Zeppelin)是一种或一系列硬式飞艇(Rigid airship)的总称，是著名的德国飞船设计家斐迪南·冯·齐柏林伯爵(Count Ferdinand von Zeppelin)在20世纪初期以大卫·舒瓦兹(David Schwarz)所设计的飞艇为蓝本，进一步发展而来。由于硬式飞艇技术的成熟，使大型化成为可能。因为能力较同时期飞机优秀，可装载大型货物在航空事业早期具有辉煌成绩。 “齐柏林飞艇”是硬式飞艇所用的代名词。
在当时，巨型飞艇主要的用途涵盖了民用与军事两种领域。民用方面，德意志飞艇运输公司(Deutsche Luftschiffahrts-AG)可以被视为是现代商业航空界的开山祖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曾非常活跃过。大战爆发后，各国军事将领们注意到飞船高高在上的运用性，因此改将其投入到战场上，担任空中轰炸或侦察斥候的任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时，轻于空气的飞行器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德国的齐柏林公司所建造的飞艇，按当时的技术水平来说，可以认为是科学和工程技术上的奇迹之作。每艘飞艇都具有优美的线条，巨大的尺寸，大马力航空发动机特有的“嗡嗡”声音，推动着一艘艘德国飞艇划破天空的线条。人们第一眼看到齐柏林飞艇的时候，就肯定会象被符咒抓住一样，倾倒于它的雄伟奇妙。 另外一方面，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则是一个丑陋的新生儿，只能搭载一到两个人。飞艇则可轻而易举地搭载数吨的物品。比起如同恐龙一般高傲地雄踞天空的飞艇，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只是些不起眼的、无害的小哺乳兽。
在战争爆发后，德国陆军和海军都建立起了自己的飞艇舰队。德国海军通常使用齐柏林公司制造的铝制龙骨的飞艇，编号为L(德文飞艇，Luftschiff)开头。德国空军的飞艇则通常是由舒特-朗茨(Shutte-Lanz)公司制造的木制龙骨飞艇，编号为SL。SL型飞艇因为重量问题而没有被德国海军接受。无论海军还是空军的飞艇，在开战后都开始执行轰炸英国的任务，以图从空中摧毁英国的工业基地，打击英国的士气。1914年8月5日夜，Z—6号齐伯林气艇成功地轰炸了比利时的列日要塞，8月26日，德国飞艇对安特卫普实施了一周的轰炸，8月30日空袭了巴黎。1915年1月19日，德国飞艇开始轰炸英国本土。这种对于己方的军事手段过于自负的思想，对于20世纪初欧洲各大强国以军国主义为圭皋的总参谋部官僚们来说，是一种普遍现象。就象同时代的“无敌大炮”，“不沉战舰”，德国军方天真地认为，齐柏林飞艇是他们手中的一门终极武器，飞艇一出，无往不胜，无坚不摧，诸国降伏。当然，以一战爆发时尚幼稚得可怜的飞机来说，也没有力量去阻止飞艇的光临。能够在夜间作战的飞机几乎没有，而一般的飞机就是发现了飞艇，唯一能做的事情也不过是在它的粗厚外皮上戳两个小洞洞。当时唯一能够阻止这些德国空中猛犸去英国表兄家串门的，就是北海上空变化无常的天气。这些飞艇通常在傍晚从德国本土的库克斯港、科隆和杜塞尔多夫等处基地起飞，华灯初上的时候到达英国上空。英国城市的路灯和房屋里面透出来的灯火是它们最好的路标——“灯火管制”一词当时还未出现。扔下搭载的危险货物之后，它们掉头东飞，于第二天黎明之前返回德国。1915年1月19日，德国的齐柏林飞艇第一次从1500米高空空袭了东英格兰。5月31日，德国陆军LZ-38号飞艇在林纳茨上尉的指挥下首次空袭了伦敦，炸死7人，炸伤31人。6月7日凌晨，LZ-37号飞艇在法国加莱附近被皇家空军飞行员用6公斤的小型炸弹击落。10月20日，德国陆海军又有11艘飞艇去轰炸伦敦，但是其中3艘毁于风暴。]]>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何放弃收复香港？

每年的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纪念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军队曾有机会收回香港，让“东方之珠”提前52年回归祖国，然而蒋介石为获得美英的支持，发动内战，屈从于美英压力，在最后关头放弃了收回香港的主张。

1942年蒋介石要求英国归还香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英军节节败退，英国政府不得不请求中国派兵支援英国军队。蒋介石于是打算趁此良机收回香港。1942年，蒋介石向英国提出了收回香港的要求，为实现这一愿望，他在访问印度期间会见了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和尼赫鲁等人，表示支持印度的独立要求，以促使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体系瓦解。蒋介石这一姿态在国内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并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同情。

1943年11月25日，参加开罗会议的领导人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和宋美龄。在会上，丘吉尔拒绝向中国归还香港。

英国出于需要中国出兵保卫其殖民地缅甸和印度的目的，主动提出与中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及签订新约的谈判。谈判之初，蒋介石坚持收回香港，然而，英国人从内心里并不想交还香港，谈判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让蒋介石能够坚持抗日，以减少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随着战争向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也日趋强硬。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了交锋，但丘吉尔直接回绝了蒋介石，蛮横地宣称：“不经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拿走任何东西!”在英国人的威逼利诱下，蒋介石的立场逐步软化，最终放弃了将收回香港这一内容写入新条约，仅仅要求英国在口头上承诺在战后同中国商讨九龙问题。中国军队准备从日军手中接收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香港问题重新摆到了桌面上。此时的形势对中国收回香港极为有利，因为按照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第一号受降令：凡在中国(满洲除外)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均应向中国军队投降。香港就位于北纬16度以北地区，而且在战争期间隶属于中国第二方面军所辖战区的一部分，因此许多人建议蒋介石趁机派兵进驻香港，然后再与英国交涉。蒋介石于是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将新一军和十三军集结于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准备接收香港。然而英国政府却拒绝接受麦克阿瑟的受降令。8月18日，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重新发布命令，让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

<span>其实，恢复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是英国的既定政策。为了重占香港，1944年初，英国政]]> 随机欺骗，宣传鼓动
众所周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并无高深的“文化修养”，也无导弹领域的“技术功底”，但这些没有成为他与对手争锋的障碍。赫鲁晓夫曾详述他初识火箭的经过，当大设计师科罗廖夫介绍火箭的发射、飞行时，不论是国家领导人，还是初次接触火箭技术的人，都对“这个雪茄状的巨型管子一窍不通”，“好似山羊看崭新的大门”;他们“围着它转，就像农民在集市上买印花布一样：摸一摸，拽一拽，看看它是否结实”。就是这样一个门外汉，竟然迅速成为火箭的痴迷者和崇拜者，因为赫鲁晓夫对火箭时代的来临及其威力有着特殊的敏感。
作为政治家的赫鲁晓夫，总能利用他宣传鼓动的本领将“成就效应”最大化。一名记者曾描述说，赫鲁晓夫是一个心眼多得像马蜂窝、肠子直得像飞机跑道的怪物。的确，他所使用的快人快语式的“随机欺骗”，独具匠心的“形象包装”，以及深入浅出的“名言警句”至今令人耳熟能详。1956年访问英国时，他就让对方吓了一跳。
在那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以苏联的导弹技术为核心发表了著名的契克斯别墅“炉边谈话”，让英国人从学者到政要从此记住了“8枚火箭就将英伦三岛毁于一旦的魔咒”。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回忆说：“父亲自认为已做好较量一番的准备，2月的P-5型火箭试验后，他手里有了一根大棒，必要时可以拿来吓唬吓唬难以说通的欧洲谈判对手宁可在谈判桌旁使用核武器，也别到战场上使用，既然如此，又何必保守秘密呢?在这方面吹吹牛也无妨”，“父亲不停地进攻，甚至到了没有分寸的地步。他在谈话中突然问对方知不知道多少个核弹头可以摧毁他们的国家。例如在契克斯别墅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宴会中艾登(时任英国首相)的妻子问我们：你们都有些什么火箭?射程远吗?我说：远啊。我们的火箭不仅可以打到你们的英伦三岛，而且射程比这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