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后，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络完全中断。到达陕北后，如何尽快与外界取得联系成为当务之急。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在最初的几周里，对周恩来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建立电台和保持同外部世界的通信联络。这对根据地是生死攸关的事。”那么，红军是如何与共产国际恢复联系的?宋庆龄在中共中央恢复与外界联系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对红军提供了哪些帮助?
一、1935年冬，首先联系上的是宋庆龄的电台
1935年11月中旬，共产国际派遣的林育英(张浩)到达陕北，不久，中共中央就与宋庆龄建立了电讯联络，但由于当年极其严格的保密原因，当事人刘三源与廖辉却误以为他们与“莫斯科”或“欧洲的共产国际”电台取得了联系。当年中共中央机要科副科长刘三源回忆说：为了尽快与苏联取得电讯联系，用张浩带来的电台呼号和密码，经过一两天的呼叫，很快就与莫斯科电台联系上了。由此推算，联系上的具体时间当在11月下旬。另据当年负责与共产国际通讯的廖辉回忆：“大约是1935年底至1936年初之间”，电台在开设后的第三天深夜一两点钟，“沟通了欧洲的共产国际电台”。上述两人对时间的回忆刘三源更为准确，因为中共中央不可能等到12月底才刚开始架设电台进行试探。
1936年1月1日，毛泽东电告朱德：“我处不但对北方局、上海局已发生联系，国际亦有发生联系，这是大胜利。”对此，西安事变时担任宋庆龄秘书的李云回忆：1936年4月，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冯雪峰见了宋庆龄，首先感谢她的帮助，使得党中央很快与上海党组织恢复了联系。”可见，中共中央是在与宋庆龄沟通之后才联络到上海局的。此后，上海局就经常使用宋庆龄的电台与陕北联系。1936年5月28日，冯雪峰给中央写信说：“未知国际方面已通电否?此地可设法打通。”当时上海局还没有建立电台，冯雪峰显然已经知道宋庆龄的电台可以“打通”共产国际。
再看当年宋庆龄电台成员路易·艾黎的回忆：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后“不到一个月，我们就定时得到外部世界的信息。”艾黎所回忆的时间也正是1935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完全对应前述中共中央与宋庆龄电台建立联络的时间。
由此可见，上述刘三源与廖辉以为的“莫斯科”或“欧洲的共产国际”电台，其实只是共产国际的派出电台，也就是宋庆龄的电台。
二、1936年6月，与共产国际电台直接联络的建立
为了与共产国际建立直接的电台联络，1935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规定了将在1936年2月至7月的东征期间需要实现的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要在山西“完成与苏联的通信联络”。
1936年5月30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我们同友邦通讯联络快要成功。”同年6月25日，共产国际书记处联络处主任缪勒尔写给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比较详细地说明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络恢复的过程：“到1936年6月1日，终于从阿拉木图电台得到消息说他们已经收到了苏区电台的讯号，这种讯号是他们1934年红军使用过的。6月7日，伊尔库茨克电台又收听到苏区的信号，此后每天都可以收到并开始转播消息。”“直到6月8日和9日又收到两封电报，一封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表示了对恢复联系的高兴，另一封说老的密码都已经遗失。”6月29日，毛泽东电告彭德怀：“远方电台已通，中央的报告已发出，不久当有回电。”7月2日，中央收到王明的回电。当天11时，张闻天致电博古：“国际电台已畅通”。
至此，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才真正建立了电台的直接联络。
三、电台联络建立后，宋庆龄对陕北根据地的援助
陕北与上海的电讯联络建立后，宋庆龄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的援助行动。
其一，运送大功率电台。当时宋庆龄采取的第一项行动是向陕北运送大功率电台。
其二，派遣董健吾。“国民党要求谈判的信息，首先是经过宋庆龄的努力送到陕北的。1936年1月，牧师董健吾应邀到宋庆龄家里。”“宋当面交给他一封重要的信件，要他送到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周恩来。”
其三，派遣斯诺与马海德。当年宋庆龄电台的成员艾黎说：“当讯息传来，需要派一位进步记者和一位医生到西北去时，她做了工作，使埃德加·斯诺同意与马海德大夫一起作这次冒险的旅行。”这一“讯息传来”是在1936年初，因为斯诺与马海德医生经过董牧师的安排，在1936年春开始访问红区，结果未能如愿，才有了随后的6月之行。
其四，运送重要物资。艾黎说：“长征结束，红军在陕甘宁边区会合后，我们便开始努力购买和运送大批药品到遥远的西北共产党地区去。”这种及时互动，当然也是电报沟通的结果。
其五，她的电台成为苏联与陕北的重要中转站。张闻天1936年12月5日向莫斯科催款时就在电报中这样询问王明：“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至于西安事变中宋庆龄的电台所起的重要中转作用更是众所周知。